优化语言景观 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 刘艳青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广大儿童成长发展和美好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社会都要了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儿童发展，把培养好少年儿童作为重大战略任务，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列入重大工程。2021年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

随着“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的深入推进，公共空间的语言景观作为一种文化传播与社会引导机制，正日益凸显其价值。

语言景观概念最早由加拿大学者兰德里与鲍里斯于1997年提出，指特定地域中公开可见的语言文字形式，如官方标识、街头标语和商业招牌等，兼具信息传递与社会象征的双重功能。随着全球化与城市化的推进，语言景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证研究也不断深化。巴克豪斯通过对东京街头标识的实证调查，揭示了语言景观是权力结构、文化多样性及语言政策的镜像映射。肖哈米与戈特进一步将语言景观研究拓展至多模态领域，强调其在身份建构与意识形态传播中的作用。

可以说，语言景观不仅承担基础的信息传达功能，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儿童的认知发展、身份建构与社会融入，成为培育儿童文明素养的重要载体。通过优化语言景观的设计与内容，可有效引导儿童在公共空间中形成积极的文明素养与文化归属感，进而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具体而言，儿童作为语言景观的敏感接收者和解读者，其认知特征使语言景观对其语言习得、思维发展与文化建构产生显著影响。

首先，语言景观为儿童的语言习得提供了视觉路径。色彩鲜明、图文并茂的标识系统有助于儿童在生活化语境中积累词汇并培养语感，促进其对语言的自然习得。

其次，多模态协同的语言景观有助于儿童具象化理解抽象概念。通过语言与图像、图形等非语言符号的协同表达，街区中的标识牌、警示语、导视系统等往往承载空间认知、行为规范、情绪引导等多重功能。儿童通过观察与解读这些元素，能够逐步建立对时间、空间、因果、规则等抽象概念的具体认知，从而提升其思维能力。

再次，语言景观是儿童社会认知与文化认同建构的重要载体。儿童通过识别并解读街区中的礼貌用语、文明标语、安全警示语等，逐步建立对社会秩序的理解与行为边界的自觉认同。当语言景观中融入地方方言、童谣、民谚、历史人物介绍等文化元素时，儿童的文化归属感与地方认同感也将同步增强。反之，不规范、单一化或成人本位的语言景观会对儿童的认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易造成信息误读、认知错位，并削弱其探索欲与参与感。

因此，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语言景观的设计应兼顾儿童的认知发展规律、语言习得特点与情感接受能力，语言景观的优化应坚持“儿童中心、文明导向”的基本原则，从设计、内容与实施三个层面统筹推进。

首先，设计层面应注重可及性与包容性。语言景观设计应兼顾儿童的视觉高度与认知能力，采用低位布设、放大字体与高对比色彩，提升信息的可及性；引入图像、卡通符号与拟人化图形，增强语言信息的可感知性与趣味性。同时，推动普通话、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的共存展示，并配备盲文与语音导览，实现语言平等与无障碍。

其次，内容层面应融合情绪引导与文化元素。标识语应积极正向，避免命令式和否定式语言，如用“请轻声细语”代替“禁止喧哗”，从而激发儿童的内在动机和正向行为。同时，在内容选择上，应结合儿童成长需要，嵌入如环保习惯、礼貌用语、安全规则等文明行为指引，同时融入地方文化元素、传统文化符号与历史记忆，以提升儿童的文化参与感与认同感。

再次，实施层面应注重协同治理与智慧赋能，通过构建政府主导、社区共建、儿童参与的协作机制，推动语言景观从“自上而下”设计转向“多元共建”实践。同时，结合AR识别、语音交互与二维码导览等数字技术，实现语言景观的交互化与智慧化，扩展文明传播功能。

语言景观作为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的文明接口，不仅承载空间语义，更协同构建儿童的认知、文化与行为体系。未来研究可借助实证调查与民族志方法，识别现有语言景观存在的设计盲区，推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从儿童“友好”向儿童“文明”的跃升。

[作者为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本文为2024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苏‘国际儿童友好城市’语言景观建构研究”（2024SJYB046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