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2025年7月11日，中国航海日如期而至，这一天，也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日。
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历时近30年，跨越明初三朝，谱写了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南京作为“郑和下西洋”的决策地、始发地，现已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城市。日前，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20周年“郑和·妈祖·海洋”学术研讨会上，明史专家、南京郑和研究会会长马渭源，从明代官史资料入手，细述郑和下西洋对南京产生的深远影响。
遗存众多 刻有深深的“郑和”烙印
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时，西方大航海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一直到郑和航海活动结束几十年后，才有哥伦布、麦哲伦等西方航海家驾驶几条小船，完成了环球航行。作为这一伟大航海活动的决策地和起航地——郑和正是带领船队自南京龙江关起航的，南京又是郑和的第二故乡，这里留有诸多与郑和相关的历史遗存。
2016年，国家文物局明确龙江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洪保墓、郑和墓4处海上丝绸之路南京史迹为首批申遗点。
据马渭源介绍，位于鼓楼漓江路57号的龙江船厂遗址，当年是专为郑和下西洋所兴建的大型官办造船基地。作为国内目前保存面积最大的古代打造航海船只的船厂遗址，其最有价值的当数一排一排的“作塘”，即类似船坞的水塘，是当年建造宝船时的坞式工作台。多年前，在对其中第六作塘的考古挖掘中，出土了舵杆、船板、造船工具、生活用具等文物千余件，并发现34处造船“基础”遗迹。六作塘设计严密、布局有序，船舶在此造好之后，将作塘灌满江水，凿开与长江相邻的“坞门”，船舶即可驶进长江，继而入海作远洋航行。
浡泥国王墓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时期的一个见证。明朝初年实行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朝贡贸易”，国家之间交往相当频繁。不幸病逝于南京的浡泥国王，有感于中国的友好和灿烂的文化，留下遗愿“体魄托葬中华”。
作为郑和下西洋使团的主要领导成员，位于江宁祖堂山南麓洪保墓出土墓志，直接记录了洪保参加的下西洋航海活动及到达的国家和地区，印证了相关历史文献记录。墓志明确说明，当时的航海使团乘坐的船舶为“五千料舶”，证明从南京出发的航海船队已拥有当时国际上最为巨大的船只和最先进的造船技术。
郑和墓位于江宁谷里牛首山南麓，墓前台阶有4组7层28级，寓意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28年，遍访近40个国家和地区。
交流频繁 大幅提升南京的国际影响
郑和下西洋，有很多目的，但它也见证了当时南京在“走出去”和“引进来”朝贡贸易中所确立的中心地位。正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谱写了其中最为华丽的篇章，将大明中外交流推向极盛境地。
马渭源认为，从郑和下西洋的十五世纪世界文明格局来看，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就是中国与“从黑暗中即将走出来”的欧洲等地，而郑和下西洋所经过的地区与国家，还处于落后的社会发展阶段，南洋、印度洋岛上的人们更是赤身露体，“无寸衣着肤”。郑和下西洋秉着“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旨，给亚非各国带去了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对这些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民族开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早在洪武时期，朱元璋开创大明朝贡贸易体系与格局，即确立了南京在其中的中心地位；永乐时期，朱棣又采取了一系列积极举措，倾力打造海外“丝路”贸易新格局，大大提升了南京的国际名望与影响。
马渭源研究发现，从数量和地域来看，朱元璋即位后遣使海外所涉仅限于中国附近的占城、爪哇等国家，而明成祖遣使海外所涉国家或地区已远达印度洋，且在数量上要比朱元璋时多出一半以上。朱棣自登基后真正待在南京不过11年，但他主动遣使“走出去”的颁诏就多达43次，远比洪武时代多了数倍，在此期间，大约有116次海外国家前来南京朝贡，平均每年大约有11次。此外，使臣队伍人数也从洪武时期的最多数百人，上升到两万七千多人。
互通有无 推动海上“丝路”贸易大发展
从永乐三年起，大规模的频繁“引进来”和“走出去”，推动了永乐朝海上“丝路”贸易大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大明帝国与南京的国际地位与影响。
当时静海寺庭院内，栽种了不少郑和从国外带回的奇花异草，除海棠外，有文字可查的尚有詹卜花、五谷树、沉香、黄熟香等，多为药用植物。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为编著《本草纲目》，曾前来静海寺专门考察。这些奇花异草是香料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程度推动了中外香料经济及花卉业的发展。
“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来华朝贡使者除了所献方物外，还可以携带一些蕃货，其中有一部分会拿来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明廷规定：“各处夷人朝贡领赏之后，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惟朝鲜、琉球，不拘期限。”由此可见，当时的朝鲜与琉球（今日本冲绳）与中国关系非同一般。
郑和下西洋具有“走出去”和“引进来”两重特征，其经济活动也相应拥有两个看台。国内看台主要在大明会同馆，海外经济活动同样非常活跃。由于下西洋是件苦差，海上生活枯燥，变幻莫测的海洋风浪随时都会将生命吞噬，所以，出洋官兵被允许带上丝绸、瓷器等货物，在途中与海外国家生意人进行私人贸易。
南京人巩珍曾跟随郑和一起下西洋，在《西洋番国志》中描述了，中国宝船航行到今天的马尔代夫，“王即遣头目徧谕国人，皆以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易纻丝、瓷器等物”。
文化融合 《郑和航海图》留有500多个中外地名
明初海外朝贡贸易与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在此过程中，《大统历》、四书、六经、《汉书》等身影，频频现身。
马渭源介绍，《大统历》即今天民间常见的“老皇历”，包括生活与生产百科知识，什么时候宜做什么和不宜做什么，都标注得清清楚楚，祭祀、宴会、出师、入学、栽种、婚丧嫁娶、开市、交易、修造、开渠、伐木，等等，总计有32事。
当时高丽（朝鲜）、琉球、暹罗（泰国）的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来学习，其中以琉球的留学生为最多。有个留学生在大明国子监就读毕业后，还曾在明朝廷当观察使之官。那时还有一些在南京国子监学习的琉球老留学生，因离别家乡太久想家了，明成祖朱棣非但同意了他回乡探亲的请求，并且还“赐彩币、表里、袭衣及钞为道里费，仍命兵部给驿传”。
在郑和下西洋中，还诞生了见证中外航海与地理知识相融的《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大致制作于第六次下西洋后郑和担任南京守备期间，至第七次下西洋之前，业已完成。”该图充分吸收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元发达的海外交通和航海技术成就，对海外一些航海与地理知识也有所借鉴，最后结合郑和下西洋实地调查和勘验进而科学地绘制而出，共绘制500多个地名。
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标明了航线所经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何处有礁石或浅滩，等等。航海地图全长560厘米，明代晚期，茅元仪将其切为20幅分图，编入军事著作《武备志》中，为世界留下了一份珍贵遗产。
古代海上“神器”知多少
中国航海博物馆里，藏着许多古代海上“神器”，蕴含着古人的航海智慧，一起来看看。
东汉陶船
模型
这件东汉陶船模型长54厘米，宽16厘米，1954年出土于广州东汉墓。
陶船设有前、中、后3个船舱，船舱两侧及后舱顶部布置有若干微型人物，他们或持物或眺望，细节丰富、做工精巧。
让这件船模产生重要价值的是船尾的一件船舶属具——“舵”，这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早出现船舵的陶船模型。
羽人划舟船纹羊角钮钟
这件青铜器，钟高40厘米，底部直径27厘米，钮钟顶有两只酷似羊角的钮，两羊角间间距12厘米，钟面扁平宽阔。
钟的正面和背面均饰有一对吉庆的喜穗纹和一组清晰的羽人划船纹，船头向右，船上有5位戴羽冠者站立船上，船头有人持矛瞭望、船尾有人掌舵划船。
沙漏
这组沙漏是古代航海计时工具，长10.5厘米，宽8.5厘米，高8.5厘米。
古人航海时，依靠上瓶细沙流至下瓶后沙面达到的刻度来计算时间。不知这组沙漏曾在浩瀚无际的大海上颠簸了多少岁月，又默默记录了多少流逝的时光。
六分仪
六分仪正式问世于18世纪60年代，是用来测量远方两个目标之间夹角的光学仪器。
六分仪能使星辰天体与地平线成一直线，因不怕海浪颠簸，所测数据精确，深受航海人员喜爱。
不过，阴雨天看不到星辰时，它就失去了作用。
大翼战船模型
大翼战船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船类型之一，相传由春秋时期的吴国所造。
该船船体修长，依靠人力驱动，配备多达50名划桨手，航行时动力充沛，速度迅疾如飞。这件模型由3公斤纯金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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