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里，重温波澜壮阔抗战史

《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出版

光影里，重温波澜壮阔抗战史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南京艺术学院教授秦翼和副教授张丹联袂打造的学术力作《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简称《光影山河》）近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与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部以电影为棱镜的著作，正以宽阔的史学视野、坚实的史料基础、缜密的理论分析和鲜明的问题意识引起广泛关注，更映照出1931至1945年间中华民族浴血抗争的壮阔图景。

光影铸史

展现电影与抗战深刻联结

电影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历史的见证者与民族精神的传递者。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篇章，而电影作为记录时代的媒介，在民族存亡之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抗战初期电影人怀着救亡图存的热忱投身创作，到大后方电影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宣传动员；从根据地电影事业在艰苦环境中艰难萌芽，到“孤岛”时期上海与香港电影人的坚守，再到沦陷区电影人在压迫下挣扎求存……《光影山河》以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叙述，全面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电影产业的曲折发展脉络，细致入微地展现了电影与抗战之间的密切联系。

无论是《壮志凌云》中“团结御敌”的激昂呐喊，还是《木兰从军》中借古喻今的隐性抗争，这些作品都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揭示了电影工作者如何在山河破碎之时，将胶片化为武器，用镜头记录战争的真实面貌，用影像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光影山河》不仅是一部电影史著作，也是一部充满温度的大众读物。书中精选140余张剧照、海报等历史影像资料，以双色印刷还原老电影质感，带领读者重回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

一部电影史，就是一部浓缩的抗战史。《光影山河》的问世，不仅是对中国电影史的一次回顾，更是对抗战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经典重现

读取胶片中的民族记忆

《光影山河》详细分析了多部经典抗战电影，解密其创作背景与时代意义。这些影片既是电影艺术的瑰宝，更是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珍贵片段。

其中，《风云儿女》展现了抗战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的彷徨与觉醒；《狼山喋血记》利用“打狼”的隐喻，呼吁全民团结抗日……

据张丹介绍，书中写到一位叫贺孟斧的影剧人，他在大后方从事电影、戏剧工作，执导了《风雪太行山》等电影，还包括很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话剧，比如夏衍的《愁城记》、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及改编自巴金小说的《家》等。但令人痛心的是，他却在1945年去世了，没能等来抗战的胜利。在张丹看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即便后期的生活特别艰苦，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

郑君里在拍《民族万岁》的过程中，留下一张照片，对张丹触动很大。“之前在都市中的电影人往往是西装革履，和今天的电影明星殊无二致。但在抗战时期行路，他们完全换了一种形象，尤其是他的妻子黄晨，甚至已经看不出来是一位女性。”从这张照片，张丹看到，他们虽然装束是那样朴素，但是“有一种非常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其时，有一位同去拍摄的美工师，叫韩尚义。他后来写过一篇回忆录，其文字里看不到任何对艰难险阻的描述，而是壮怀激烈的回忆，跟他们的青春岁月交融在一起。“他们是一群真正把命运交给电影的人，没有任何对艰苦和危险的环境描述，没有抱怨，或者是不忿，能够始终对置身的环境保持好奇与探索。”在张丹看来，这种艺术家的审美追求和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在今天依然有非凡的价值。

“那个年代山河破碎凋零，但许许多多的电影人选择用光影，将大好河山的影像留存了下来。在他们的镜头里，我们的山河是屹立不倒的。”秦翼说。

全面呈现

拓宽中国电影史研究

在过往的抗战时期电影史研究中，沦陷区电影常常被主流叙事所忽略，导致中国电影史的版图并不完整。《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首次将抗战初期的民族电影、大后方抗战宣传片、根据地人民电影、上海与香港“孤岛”时期电影生产，以及沦陷区的电影文化等，全部纳入研究视野，构建起一幅全面立体的中国电影历史图谱。

书中特别关注了沦陷区电影的复杂面貌，通过解密战时审查档案、影人日记等珍贵史料，揭示了胶片背后的文化暗战，为读者理解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提供了全新视角。比如，上海沦陷后电影产业的生存危机，电影人在强权压迫下是如何艰难周旋、如何隐晦抗争的，等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影山河》在史料整合与研究方法上作出了重要探索。作者广泛调研中央与地方档案、中日两国文献、新闻报刊、口述资料、影片目录及影人回忆录，极大地充实了抗战电影史的资料基础。通过对近年来数字人文与大数据考据最新成果的充分吸收，大量“黑洞期”影片、影人、公司运营细节，得以从旧报刊、广告、审查文件、影评杂志中重新发掘。

据张丹介绍，其研究涉及一部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该片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散佚的电影。为了找到这部电影，她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有结果。直到后来，她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查询资料目录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叫《华北风光》。

“当时不甘心一无所获，想着就当作学术观摩看这部电影。”在观看的过程中，张丹发现，这正是文献记载中的《华北是我们的》。伴随巨大的喜悦而来的还有疑惑，这部片子为什么又改了名字呢？几经查阅，最后终于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这类“柳暗花明”的考据，贯穿了她们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正如秦翼所说，不知道在哪个节骨眼上，突然就读懂了那封写给未来的“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