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宁”，揭开埋藏千年的“地书”

江宁华西村五年发掘千余座古墓葬,墓葬时代自战国绵延至明清

“寻宁”，揭开埋藏千年的“地书”

□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孙秉印 通讯员 丁梦婷

战国玉璧、越式铜鼎、汉代印纹硬陶器、西晋纪年砖、六朝青瓷狮形插器……在江宁区博物馆，刚刚上新的“寻宁——南京江宁华西村考古成果展”集中展示了华西村遗址出土的陶器、瓷器、铜器、玉器等文物102件（组）。

自2019年起，5年时间，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江宁华西村发掘了1015座古墓葬，墓葬时代自战国绵延至明清，数量庞大、器物丰富、时代连续、脉络清晰，是反映南京地区战国汉六朝时期历史发展的直观“剖面”，见证了历史上“江宁”行政区划从无到有的发展进程，串联起南京从东南一隅到六朝古都的文明密码。本次成果展聚焦考古成果，向大众揭开了一部埋藏千年的“地书”。

珍稀古钱见证南京文明厚度

谈起古代铜钱，印象中的圆形方孔钱币浮现脑海，那么，由青铜农具演变而来的铲形钱币你见过吗？

走进江宁区博物馆的“寻宁——南京江宁华西村考古成果展”，记者看到展厅里摆放着大大小小、形式各异的古代钱币，新莽时期发行的货币“大布黄千”陈列其中。“大布黄千”币身为片状，形状平首平肩平足，腰身略收，首部有一孔，大体钱文以悬针篆为主，钱文纤细，工艺讲究，造型独特又别致。

据了解，“大布黄千”从古代田间除草的青铜农具“镈”演变而来，为铲形货币。新莽时期为西汉和东汉之间的政权，在王莽始建国二年实行的第三次货币改制中，“大布黄千”作为十布之首，地位显赫，长度通常为5.4厘米，重量在8克至12克之间。

“华西村出土了数量庞大的各式钱币，主要有西汉半两钱、西汉五铢钱、新莽‘大布黄千’、新莽‘大泉五十’等。”展览主要策展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华西村考古发掘负责人许志强介绍，这些钱币既反映了经济发展、商业繁荣的社会面貌，也直接体现了统一政权的强大影响力，“本次展览精心挑选了不同朝代具有代表性的铜钱，不仅是考古成果的展示，也是南京时代变迁的直观体现。”

2019年至2024年，为配合地方城镇建设，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团队进驻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项目群开启考古工作。该项目涉及面积近20万平方米，内含多个规划地块，原自然村为华西村。5年时间，考古团队陆续在该区域内发现并清理古代墓葬1015座，基本为平民墓葬。其中，墓葬时代以战国、两汉、六朝时期为主，初步统计有600余座，出土文物数千件，器物以陶瓷器为大宗，另有数量可观的铜器、铁器和钱币等。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两汉是非常重要的时期，但之前，南京两汉文物发现较少，华西村考古发现了大量汉代墓葬且出土了大量汉代器物，意味着可以填补南京地域历史发展的某一个序列。”许志强介绍，本次展览的目的在于及时向公众展示考古新发现，通过文物、文字、图片、场景复原、多媒体互动等形式，以时代为主线带领观众穿越千年，理解地名背后的文明厚度。

不久前，2025年度江苏省博物馆纪念馆重点展览正式公布，“寻宁——南京江宁华西村考古成果展”入选历史文物类重点展览项目。

随葬标配四件套里的文明密码

从历史深处走来，这些2000多年前“老南京”使用的铜钱见证着时代变迁。展览中的文物还有哪些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跟着文物一起走进时间的长河。

常见的三脚鼎，像两个碗扣在一起，长着两只“长长耳朵”的盒，拥有“修长脖子”的壶，“嘴巴”圆圆、“肚子”鼓鼓的瓿。在展厅里，造型各异的一组展陈“釉陶鼎、盒、壶、瓿组合”非常吸睛。

“西汉墓中，鼎、盒、壶、瓿这四种器物，作为一套比较稳定的器物组合，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频繁出现。可以说这‘四件套’是当时南京地区随葬品的标配。”许志强介绍，鼎、盒、壶是汉文化的典型组合，在全国各地的汉墓中均较为常见，而瓿是具有鲜明江东地域特色的器物，并且釉陶材质也极具江东地域特征。“鼎、盒、壶传入江东地区后，加入江东地区本土的特色器物瓿，最终形成了以汉文化器物为主体，地方器物为补充的全新器物组合，浓缩呈现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性。”

除了鼎、盒、壶、瓿组合，在展厅内，射灯照射下的出土文物从时间深处走出，默默讲述着背后的历史故事——

印纹硬陶器种类丰富，包括坛、罐等，器表多有斜方格纹、回字形方格纹等图案纹饰，通过器物特征的分析可以了解它们来自今天的江西和湖南地区，这种器物的沿江往来的流动背后，反映的是人群、商品、技术等各要素之间的文化互动和区域交流。

堆成小山的釉陶“金饼”形似一个个小圆饼，是高等级墓葬随葬金饼的“平替版”。汉代厚葬成风，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和盱眙大云山汉墓等高等级墓葬随葬金饼，普通墓葬则出现了金饼的代替物——釉陶“金饼”，是厚葬观念的另一种体现。

出土于木棺前部的战国晚期玉璧，圆形，青玉质，氧化泛白，璧面浅刻涡纹，反映了楚文化的一种特殊丧葬方式。悬璧葬俗是指在墓葬中用某种形式将璧悬挂起来并放置木棺（椁）外头端处的丧葬行为。战国时期，这种葬俗仅流行于楚文化中，后随着楚人东迁出现于大别山以东的江淮地区，最终融汇于汉代葬玉传统和棺椁装饰纹样当中。

“陶瓷、金属、琉璃、玉器、货币等不同的出土文物可以展现对应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面貌。”许志强介绍，战国秦汉之际，江东地区经历了“楚败越—秦灭楚—汉代秦”的历史进程，华西村遗存正好见证了这一段风云。“从出土的墓葬形制和文物可以看出，楚人、秦人和江东本地人群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由此可以反映中华文明在发展进程中的连续性和多元性。”

纪年砖揭开“宁”的前世今生

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这一简称由何而来，又有怎样的渊源？在展览的结尾处，玻璃橱窗里的四块砖揭开了南京的前世今生。

作为整个成果展的压轴之物，华西村六朝墓出土了多块模印“江宁”二字的纪年砖，铭文反书，经释读为：元康四年八月廿日丹扬江宁赖乡隐昌里民周壁。据博物馆工作人员解释，元康为西晋惠帝司马衷年号，元康四年即公元294年。铭文砖不仅有明确纪年，而且标出了完整的“郡、县、乡、里”政区体系，即“丹扬郡—江宁县—赖乡—隐昌里”。

太康元年（280年），晋平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西晋朝廷在孙吴故都西南沿江区域新设临江县，县治位于今江宁街道（江宁镇）。次年（281年），改名为江宁县，寓意“江外无事，宁静于此”。从此，“江宁”作为政区地名登上历史舞台，沿用至今。

在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陈刚看来，华西村发掘并出土了明确有“江宁”两个字的砖印铭文，从墓葬考古的角度，对于历史上江宁县从无到有的过程进行了一个实物的印证。

据史料记载，随着历史的演进，江宁县多次废立，到了清朝时期，江宁府成为南京地区的重要行政区划，在民国时期，南京也曾简称“京”，但这一简称并未得到广泛认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南京的简称恢复为“宁”，并沿用至今。

在业内人士看来，“江宁”名称不仅是古代“南京”的称谓，也是国家恢复统一、社会重归安定的重要象征。“宁”字取自于“江宁”，南京简称的变更不仅反映了南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地位变化，也体现了“宁”字作为南京简称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认同。

此外，设江宁县之前南京的文化面貌如何？南京又如何孕育发展为六朝都城？文献记载寥寥。本次展览名称“寻宁”中的“宁”有两层含义，“宁”为江宁，展现江宁设县之前的区域文化面貌，寻找江宁从无到有的过程；“宁”也为南京，见证南京由东南一隅发展为六朝古都之前的发展历程与时代变迁。

“展览标题‘寻宁’中‘宁’字的字形，并非来自现有字库，而是摘自铭文砖上模印的‘宁’字。这组铭文砖位于展览结尾处，是江宁设县的见证。观众按照展厅内容指引，探寻了南京和江宁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到六朝时期，‘江宁’出现，‘宁’字也被寻找到了。”许志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