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都南京的诸多古迹之中,属历代碑刻文献最足以展示历史血脉与文化传承。碑刻数量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也成为评价一个城市历史地位及贡献的重要依据之一。7月8日,“金陵石语:南京大学藏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落下帷幕;7月9日,大型城市石刻文献《贞石——南京栖霞地区历代碑刻集成》亮相江苏书展……南京一直致力于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彰显着六朝古都优秀的文化传承。在此过程中,南京的千年历史正以另外一种脉络,清晰地呈现出来。
南京碑刻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
南京是探究中国历史的一个窗口,从碑刻的发展角度也可见一斑。
据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介绍,自先秦至南北朝,中国的碑刻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发展继而高度成熟的衍变过程。先秦碑刻存世的极为罕见,大型刻石仅有守丘刻石和石鼓文;秦代刻石遗迹,多为秦始皇巡游天下时所立,除了泰山刻石九字之外,今亦无存;西汉早期的石刻文字仍然少见,且内容简短,西汉中晚期至新莽,才出现具有志墓性质、篇幅稍长的刻石题记;东汉时期,碑刻的应用范围大有拓展,其形制、内容也逐渐趋于完善成熟,包括碑版在内的石刻文字诸如摩崖、画像石、门阙、石经、界石等大量涌现。
南京文化底蕴深厚,留有大量古代碑刻,其中又以栖霞地区的碑刻尤为突出。“一座栖霞山,半部金陵史”。邵磊告诉记者,由于栖霞地区在南京历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在历代碑刻文献储藏方面,堪称一座金陵历史文物的宝库。“无论从数量、种类抑或价值、影响着眼,栖霞区都可谓以一域之力,支撑起南京碑刻的半壁江山。”
据邵磊介绍,在南京有遗迹可循的碑刻中,以溧水东汉《校官碑》和江宁岩山的孙吴《天发神谶碑》最为久远。其中,《校官碑》出土于南宋时期,现存于南京博物院。东晋、南北朝时期,南京迎来第一个碑刻高峰,“其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可谓独领风骚。”即便到了隋唐时期,南京在政治上备受打压,仍留下了隋文帝杨坚仁寿元年敕赐的舍利塔下铭,肇建了一通在唐代江南屈指可数的丰碑大碣——唐高宗李治御制的《明征君碑》。南京南唐时期的碑刻更是洋洋大观,可惜多为后世毁坏,“皆仅存目,唯出土墓志时有所见。”
南京在北宋时为全国区域中心,南宋时曾一度作为行都。邵磊表示,不管是位于今栖霞辖域内的宋代抗金名将王德墓神道碑,还是南宋时重立的《摄山栖霞寺碑铭》,都可看作是南京宋碑的煌煌巨制。此后,随着栖霞寺声名远播,纪游志事的题刻也渐渐多了起来,这就产生了闻名遐迩的栖霞山摩崖题刻。
明初建都南京,南京碑刻再度进入“高产”时期,产生了明孝陵神道碑《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以及明初功臣中山王徐达墓、岐阳王李文忠墓、南郊宁和王邓愈墓、镇国上将军李杰等陵墓的神道碑,而散布于乡野通衢之间的碑碣摩崖,埋于地下的铭墓志、地券数量,更是庞大到难于计数。
基于对南京碑刻的长期梳理与研究,邵磊发现,南京古代碑刻高峰期的发展,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都与中原北方地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但又并不完全受限于南京历史发展脉络的起伏,“在时代序列上几乎没有缺环。”
南朝碑刻见证“永明体”与文学之都的渊源
碑刻的功能在于记事、记功、颂德、褒奖等,内容涉及政治、军事、书法、文学、科技、建筑等,载录的人物上至先贤圣哲、帝王将相,下至寒儒布衣、山野白丁,每一个社会阶层无不涉及。相对于中国古代碑刻的发展史而言,东晋南北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在墓志规制、体例、文辞、书法等方面均有示范性的意义。
据邵磊介绍,萧梁神道碑碑文在书法史上备受推崇,现存约三千字的始兴忠武王萧憺碑被誉为“上承钟(繇)王(羲之)、下开欧(阳询)薛(稷)”,梁启超《碑帖跋》更以“南派代表端推此碑”表达了对此碑书法艺术的推崇。萧秀墓上的两碑,正文虽风化殆尽,但碑额与碑阴所刻萧秀故吏的题名堪可辨识。萧宏墓神道碑正文虽已漫漶不辨,但此碑碑首之阴与碑身两侧雕刻的繁丽奇诡的纹饰,依然令人瞩目。
南朝帝王陵墓神道柱方版上的铭文,以作正书的稍多,反书的较少。位于栖霞区十月村的梁吴平忠侯萧景墓西石柱,是现存南朝陵墓中保存最好的神道石柱,石柱柱身近圆莲盖处的矩形石版上镌刻的“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23字,便是反书或称曰“反左书”的代表作。
墓志内容也极为丰富,如燕子矶出土梁普通二年辅国将军墓志,全文洋洋洒洒竟长达3705字,是关于墓主家世行实的翔实传记。根据残存志文,可知传主自北魏入梁,官至广州刺史,入梁之后曾参与浮山堰的修建,对淮南战局有极大影响。
南京是世界“文学之都”,在千百年来不断传承创新中,南朝齐“永明体”诗歌对中国文学的传承和走向产生过重大影响。南京仙林灵山出土的萧子恪墓志,以生动的事例叙述了萧子恪对于“永明体”这一新兴文学流派的发展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邵磊告诉记者,萧子恪的弟弟大多才学出众,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等更是成就斐然。萧子恪年仅十二岁时,即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并表现出很高的天分和才情。由于“永明体”的发生与萧子良有直接关系,墓志着意刻画萧子恪唱和竟陵文宣王萧子良《高松赋》这一文坛佳话,也就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蕴。
墓志的大量出现竟然与曹操有关
墓志是古代碑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类,而墓志的大量出现竟然与曹操有关。据邵磊介绍,其时,为杜绝虚浮奢靡之风,曹操“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原本立于墓冢前、属于碑刻大宗的神道碑,随之进入墓冢下的玄室之内。神道碑究竟是何规制,能让曹操下令一绝了之?邵磊告诉记者,由于没有实物留下,后人只能对其进行想象,但通过南京地区东吴墓随葬的青瓷堆塑罐则可大概想象出来,因为上面捏塑有刻划墓主官职、姓名及碑形的牌位。
六朝石刻是南京城厚重历史的注脚与符号,也是全人类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而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中的石柱,通体以柱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在柱身上方凿出矩形石版,其上镌刻墓主官职、谥号等标识性铭文,邵磊认为,这从广义上来理解也属于碑刻的范畴。与西晋墓志“刊石记终,俾示来世”的用意不同,东晋南渡高门士族的墓志,在形制、内容上却都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只以普通墓砖制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据邵磊分析,这或与南渡士族的心态有关。其时,以王、谢、颜、温等世家为代表的南渡高门士族希望能北伐功成归返故里;他们死后不得已才假葬南方,但仍幻想有朝一日克复中原,再将骸骨从假葬地迁回旧茔。正因如此,其墓志都是为了便于迁葬之际辨认骸骨而设,只是起到临时的标识作用,所记内容也仅限于能辨识棺木骸骨。比如栖霞区燕子矶附近南齐王珪之墓出土的两方墓志,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墓志志文为隶书,内容更是寥寥。后来,随着北伐屡次失利、克复中原无望,士大夫们对墓志的设立才郑重起来。
与此同时,随着晋末刘宋以来素族寒门的崛起,在依旧恪守“碑禁”的表面文章之下,对于通过墓志来颂功铭德的愿望愈发迫切,神道石刻大肆兴起。比如位于南京栖霞区辖域内的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神道石刻为石兽、石柱、石碑三种六件,梁安成康王萧秀墓与梁始兴忠武王萧憺墓均为三种八件。“萧宏、萧秀、萧憺三兄弟墓上的神道碑共有10件之多,但以完整形制保存下来的却只有四通,这也是存世仅见的四通南朝萧梁时期的碑版。”邵磊说。
让蕴藏千年的“金陵石语”走向普通大众
碑刻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我国碑刻文献整理研究一直存在材料散碎、原始,全面搜集、整理不够,以及研究缺乏系统性、科学性等问题。近年来,南京不断致力于碑刻的保护与展示,整理和研究,出版《南京历代碑刻集成》《金陵碑刻精华》《栖霞山贞石录》等较大容量的碑刻图录,出版《江宁出土历代墓志考释》《明清江南乡试及相关碑刻校注》等以碑刻录文为主体的汇编或考释,一方面将碑刻文献整理研究引向深入,使大量以往深藏不露的碑刻史料成为可供利用的活资料;另一方面则将成果推向大众,并通过策展等形式进行普及,让金陵石语彰显南京优秀的文化传承。
以南京古都学会会长杨新华为首的专家,遴选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碑刻拓片进行释读,编纂出版《金陵碑刻精华》,不但对入选碑文进行细致的研究,发现了不少以前被忽略的细节,还修正了大量前人释读的错误,提出一些新颖观点。比如南宋金石名家洪适对《校官碑》做了释文,此释文在元代至顺四年又被溧水文学掾、济阴人单禧刊刻于石,《金陵碑刻精华》的此次释读,既根据汉《校官碑》的原拓本影印件,又参照元代刊刻的《汉校官碑释文》拓本。明代功臣徐达的神道碑碑文标有句读,即古代的标点符号,网络上认为是南京古代碑刻中所仅见,并认为“这些标点符号是朱元璋撰写碑文时所留,刻碑工匠不敢擅自改动,也一并刻在了碑上”,《金陵碑刻精华》在释读中,发现保存于雨花西路113号、刊刻于明代正德十一年的《宋朝用墓碑》和刻在其碑阴的《宋晟行状碑》均有句读,从而否定了“南京只有《徐达神道碑》有句读,句读是明太祖朱元璋所留”的谬论。
《贞石——南京栖霞地区历代碑刻集成》在编著过程中,也倾注了极大心力,在初步的释文、句读工作告一段落后,又特约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专业的专家教授进行细致审校。作为该书主编之一的邵磊介绍,比如南朝梁始兴王萧憺碑是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碑,此碑篇幅庞大,但风化剥蚀严重,编撰过程中,即对晚清以来金石学者王昶、陆增祥、莫友芝、严观、方若、鲁迅、朱希祖、孙贯文等关于萧憺碑的释文进行了一次会校,厘清了萧憺碑存世诸文本的来源与脉络。位于八卦洲的一通清代康熙年间饬禁牧马的布告碑,作为涉及清初南京社会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弥足珍贵,但因立于扬子江心淤积形成的沙洲之上,历经江风肆虐,以致碑文剥蚀难辨,故一向将其命名为“刍牧勒碑”。据邵磊介绍,此碑内容的主体是一份判决书,后据此判决内容,将此碑改称“永禁七里洲芻牧示碑”。
除了碑刻整理研究考释,南京还致力于以展览形式将成果向大众进行普及。南京大学举办多次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对许多湮没于历史的珍贵碑刻文物进行解读,7月8日落幕的“金陵石语:南京大学藏南京地区历代碑帖展”,专家从南京大学收藏的大量金石碑帖拓片中,遴选了一百余种南京地区历代石刻拓片和拓本,不仅包括书法史上的拓片名品,如江苏地区现存最早的汉《校官碑》、东吴《天发神谶碑》、南朝萧梁《萧憺碑》以及唐《明征君碑》等,还有南京大学校园内出土的王仁墓志拓片,甚至有不少原石已不存的珍贵拓片,如明王世贞撰《重建圆通精舍灵应圣殿记碑》等。按照碑帖内容,展览分为江南文枢、六朝风韵、石墨留真、名刹汲古和典籍播惠五个部分,时间涵盖一千八百余年。展览期间,丰富多彩的讲座、研讨会、教授导览等活动齐头并进,向观众细细展示南京碑刻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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