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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研究表明:南京是大运河的催生地和参与地

2020-12-11 07:19图文来源: 南京日报

专家研究表明:

南京是大运河的催生地和参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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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自公元229年建都以来,在17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与大运河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南京城市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史专家卢海鸣和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藏品保管部主任、研究馆员朱明娥对此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位专家表示,南京与大运河的关系经历了催生、参与、复兴和共荣的变化。

江南经济的开发

是隋代大运河开凿的直接诱因之一

隋代开凿大运河,与江南经济的开发息息相关。卢海鸣说,南京是名副其实的大运河的催生地。

秦汉时期,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远离政治中心所在的黄河流域,大片土地仍被茂密的原始植被覆盖着,尚未得到开发。《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状况时写道:“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康(今南京。孙吴时期称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成为孙吴、东晋和南朝宋、齐、梁、陈六个王朝的首都,阔步登上历史的舞台,与同时期的北方政权分庭抗礼。“建康不仅是六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我国南方地区的漕运中心。随着建康成为都城,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江南地区刀耕火种、贫穷落后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朱明娥说。

卢海鸣介绍,经过六朝300多年的开发,江南的经济异军突起,与黄河流域共同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粮仓。江南经济的开发可以说是隋代大运河开凿的一个直接诱因,换言之,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政权对江南经济的开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南京就是大运河的催生地。

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以建康为中心的水运体系被大运河所取代,形成以扬州为中心的水上运输网络体系。扬州也取代建康,成为隋唐时期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南京与大运河时疏时密

但始终是大运河经济活动的参与地

从隋唐到五代宋元近800年间,中国的政治中心发生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由南向北的反复摆动。“因此,历代漕运中心也随之变化。但是,江南地区作为中国的粮仓这一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朱明娥介绍,这一时期,伴随着政治中心的频繁变迁,南京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变化,与大运河的关系也时疏时密,但自始至终是大运河经济活动的参与地。

隋文帝在位期间,出于军事需要,开凿了山阳渎等。隋炀帝在位期间,将政治中心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迁到东都(今河南洛阳),一方面他修筑以洛阳为中心的运河网;另一方面,开通了举世闻名的大运河,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全国漕运网。随着大运河的贯通,隋代首次直接沟通了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日益崛起的经济中心之间的水运联系,大运河从此成为此后历代定都北方王朝的生命线。唐朝取代隋朝后,我国进入盛唐时代,大运河也进入历史上第一次辉煌时期。

卢海鸣介绍,隋唐时期对南京采取贬抑政策,但是,由于南京在江南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300多年的积累,政治上虽没有地位,但经济上仍然不可小觑。《隋书》卷31《地理志下》云:“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贩,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这里的“丹阳”指的是六朝故都建康,“二京”指的是隋代的长安和洛阳。

唐朝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遭到巨大破坏,从此逐渐落后于南方。此后,唐朝的经济来源完全依靠东南地区。中晚唐诗人李敬方《汴河直进船》一诗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此诗可以证明唐朝中央政府对包括南京在内的东南地区经济上的极度依赖。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京在沉寂300多年后再次崭露头角,成为南唐的政治中心。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五代十国轮番登场,割据一方,兵连祸结,大运河陷于瘫痪状态。

两宋时期,南京或为江宁府(建康府)治所,或为留都(陪都)所在地,是江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重镇。北宋定都汴京(今开封),对大运河重新进行了整治和疏浚,形成了以汴京为中心的放射型漕运网。北宋征服南唐后,一统天下,漕运的触角也自然而然地延伸到江南,在经济上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供给。南宋时期,定都临安(今杭州),由于临安位于隋朝修筑的大运河的最南端,因此大运河中的江南运河(即浙西运河)地位显赫。由于这一时期南宋和金朝处于对峙状态,大运河因被截为两段而失却它连系南北的作用。南京与长江以北大运河的联系中断,与大运河江南段的联系保持通畅。

元朝在征服南宋后,迫切需要等到江南的物资供应大都(今北京)。元朝大都远离江南经济中心,为解决漕运问题,元政府在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裁弯取直,修凿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

卢海鸣介绍,元朝南京系建康路(后改名集庆路)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的治所所在地,具有独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同时又处于长江中下游的交通要冲,扮演着重要的漕运物资发运地和中转地的作用。与此同时,元朝南京本地特产也作为贡物运往北京。当时南京的主要供物有锦缎和秫米。

但是,由于山东境内的运河平时水源不足,夏秋洪水频发,泛滥成灾,加上工程技术的原因,大运河很快就失去了航运功能。

南京的一条条运河

通过大运河与长江连接南北东西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我国历史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首次合二为一。漕运的中心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由元朝的大都(今北京)转变为南京。

朱元璋下令疏浚、拓宽和开凿胥河、胭脂河以及南河、上新河等,沟通了太湖流域、浙东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地区,这些运河成为我国漕运的主要航线。大运河由往日中央政府漕运的主角变成了配角。

永乐十九年(1421),明朝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我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再一次分离,漕运中心也由南京转变成北京。从此,长达1794公里、沟通五大水系、跨越十个维度的大运河迎来了历史上的辉煌期,成为明代都城北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如果说,明朝迁都北京后,大运河是中国经济主动脉的话,那么,南京的一条条运河,就像一根根血管,一方面通过大运河沟通南北方,通过长江连接东西部,为南京这座城市获取滋养;另一方面,南京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地,通过大运河这条主动脉将南方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为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成就了南京自身的繁荣。”卢海鸣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南京经大运河到达北京,他在日记中专门写下了《从南京到北京》一章,其中描绘大运河时写道:“为了从南京由水路到达北京皇城,中国的皇帝从这条河(注:指长江)到另一条由于它那汹涌流水的颜色而叫做黄河的河流,修建了一条长运河……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了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由此可见,南京虽不是大运河沿线城市,然而,作为留都,南北两京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大运河(俗称漕河)。

朱明娥说,如果说明代南京与长江以北大运河的关系是“无缝对接”的话,那么,它与长江以南的大运河关系更是亲密无间。明朝嘉靖年间的举人、鄞(今浙江宁波)人余永麟在其著作《北窗琐语》中收录有明朝永乐年间进士、鄞人张得中写的“两京水路歌”。其中《南京水路歌》描写他赴南京赶考的线路,形象生动地描绘了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江南段与南京段长江连为一体的画面,大运河江南段将宁波、绍兴、杭州、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与南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南京作为江南重镇

与大运河共生共荣

清朝定都北京,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依然分离。清朝中央政府的粮食和财税完全依赖江南地区的供给,康熙大帝《示江南大小诸吏》诗中所云“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就是真实的写照。

清朝时期的大运河经历了由盛而衰的巨变。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运河畅通无阻。随着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大运河疏于维护和管理,航运能力大幅下降。到了同治年间,漕粮的运输以海运取代大运河的运输。光绪二十七年(1901),漕运停办,京杭大运河彻底失去其中国经济大动脉的地位。

南京在清朝时期作为江南重镇,与大运河共生共荣,休戚与共。

清代的南京不仅是“八督十二抚”之一两江总督(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的驻地,同时又是江南三织造之一江宁织造的驻地,此外,还是江宁将军、江南布政司、江宁布政司、安徽布政司的驻地,是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更为重要的是,清代的南京,还是掌管江苏、安徽两省漕粮运输的江安督粮道署(位于今南京瞻园路126号)所在地。江安督粮道署掌管江苏、安徽两省漕运事务。在南京汉西门内设有虎贲仓、在长江边设有水次仓(又名江宁仓),用来储存各州县解来的粮食。

当时,一方面,南京通过大运河与北京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南京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大运河的安危,并影响到清王朝的生死存亡。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为了使清政府屈服,于1842年6月,以舰船70余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在英军坚船利炮的威慑之下,为避免英军攻占南京城,控扼中国“漕运咽喉”,清朝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于1842年8月29日被迫在南京下关江面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英军达到目的后,随即从南京撤军,京杭大运河的运输恢复常态。

“回顾整个历史,在大一统时期,大运河上帆樯林立,百舸争流,充满了勃勃生机;在南北分裂割据时期,大运河上商旅中断,萎靡不振,奄奄一息。”卢海鸣说,南京虽不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但是,作为拥有近450年建都史的江南第一古都,它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既是大运河的催生地,又是大运河的参与地;既是大运河的复兴地,又是大运河的共荣地。南京与大运河既共生共荣,又休戚与共;既若即若离,又水乳交融。南京的繁荣兴盛离不开大运河的长年滋养,大运河的辉煌荣光更有南京的无私奉献。南京的兴衰起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运河影响到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轨迹。

两位专家表示,令人欣慰的是,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大运河办的指导下,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于2018年12月至2019年4月组织开展了“寻找大运河江苏记忆”活动;2019年6月,经推荐、推送,综合网络热度、专家评议和部门评议排名,最终评定出江苏最美运河地标(共40处),其中,南京入选的有“胥河高淳段”“溧水胭脂河(含天生桥套闸)”两处。这一结果,堪称对南京与大运河之间关系的最好注脚。

南报融媒体记者 邢虹

作者:邢虹 责任编辑:吴丽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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