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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漂”近二十年 一张煎饼里的“南京梦”

2020-04-20 08:04图文来源: 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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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青海夫妇在摊煎饼。 本报记者 赵亚玲摄

开栏的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无论是个体、城市,还是国家、民族,唯有信仰坚定、理想执着、奋斗顽强,才能让梦想成真。非常时期,《南京观察》特辟此专栏,不拘篇幅,不限题材,记录小康路上奋斗的故事,致敬南京城生生不息的拼搏精神。

51岁的“宁漂”曹青海在南京已经打拼了近二十年。

为了生存,他在而立之年撇下孩子、老人和田地,离开家乡——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踏着打工潮来到城市。

这些年,他的身份几经变换,最终成为“煎饼侠”。这期间正是城市高速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他人生中的“高光岁月”——他在南京买了房,买了车,子女相继考上大学。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曹青海仍在努力奔跑。

在他看来,在城市打拼不比在老家种地容易,他根本不敢歇下来。甚至,他比原来起得更早,睡得更晚,日益粗糙的双手握着刮板(做煎饼时把面糊摊开的工具),一次次把面糊摊开。

6元一个的煎饼里,隐藏着这个徐州汉子关于未来的所有畅想。

进城“卖力气”

曹青海还记得自己刚来南京时的情景。

2003年下半年的一个清晨,他揣着压箱底的1300多元钱和几件行李,带着妻子戴娟踏上开往南京的汽车。两人的车票一买,先撒出去120多元。

车子晃晃悠悠地开了四五个小时,上了长江大桥时,车里的人全部站起,不大的车窗上贴满了几十个脑袋。

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在小学课本上见过,在皱巴巴的两角钱上见过的东西,就这么真切地出现在眼前。滚滚长江就在脚下流动,汽车开了好一会儿才到桥那头。

“终于到大城市了。”他转头对妻子说。

第一站,夫妻俩来到亲戚在江宁开的澡堂,曹青海给人搓背修脚,妻子负责卖票,给六七个员工做饭。

澡堂不大,池子只有六七平方米,下去四五个人就要脸碰脸。四个喷头,两张搓背床,花十块钱就能痛快洗一次。

抡了几十年锄头的曹青海头一次拿着剪子,捧起一双双泡得发白的脚。修脚是技术活儿,他从头学。一开始,把客人的脚修破的事时有发生,鲜红的血一出来,他吓得丢掉剪子赔不是。

来洗澡的大多是同样来南京打工的外地人,都知道不容易,没难为他。为客人抹上消炎粉,曹青海惶恐地摆摆手,“洗澡钱不要你的了。”

他想起在老家种田那会儿,一家人整日弯腰面对着黄土地。辛苦种出来的粮食何时换钱,能换多少,全看节气规律和老天“脸色”。一年下来钱到手,口袋都还没焐热,就悉数撒出去,要么换成下一季作物的种子、牲口的饲料,要么给了办红白喜事的乡邻。喇叭声、鞭炮声一响,曹青海就开始心疼。

到了南京,他换了一种忙法。澡堂子只有两位搓背工,赶上生意好,他刚把修脚的剪子放下来,双手在喷头下一搓,就要趿拉着拖鞋跑向搓背床,一个白花花的汉子已躺在上面等。

挣得最多的一天,曹青海拿到一百四十块钱,“像从天上掉下来一样”,攥着钞票的手不自觉地抖。

澡堂的生意分季节。夏天,曹青海就满南京跑,去装修工地当苦力。

庄稼人别的没有,多的是一膀子力气。一张1.2厘米厚的石膏板足有十几斤重,每运一张给十块钱,曹青海一下子捆了六张在肩膀上。运水泥时,每上一层楼就多加一块钱,他一口气扛上四楼。“一滴汗别说摔八瓣,十六瓣都不止。”

尽管累,曹青海仍认为“大城市的钱好挣”。自己本身就是农民,在哪出汗不是出呢?那时候的他,还没想过生活的其他可能。

人生分岔口

南京老城南,总长一公里的常府街,常年车水马龙。路边,修葺一新的水果店、鸭子店、早餐店、服装店一字排开。街西头,绿柳居门前总是有老人排队,街东头,龙蟠中路一到早晚高峰车子就挪不动。

马路街是从这条街上延伸出的众多毛细血管中的一条,拐进去就是另一个世界。停车的人开上路牙,把一半车身塞进只够两人并行的人行道,拉着蜂窝煤的三轮车在高高低低的路面补丁间闪躲,两旁的店招许多掉了色,提溜着鸭子的人走到居民楼前,拉开吱吱呀呀的大门。

曹青海的煎饼铺就藏在其中。想快速找到他们,最好的方法是看哪家门口空地上的鸟多——带着粮食香味的煎饼残渣掉落一地,这场景在整条街上找不出第二家。

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冰箱、灶台、水池、饭桌塞得满满当当,一张小床摆在最里面的阁楼上,爬进去要弯腰,白天也必须开灯。

这是夫妻俩在这座城市的自留地。关于生活的畅想,全在这里耕耘。

来南京后不久,他跑去给马路街附近的装修城扛大包,无意间碰到一家茶叶店转租。一直埋头做苦力的他突然心思活泛,想盘店自己当老板。“一身力气虽大,也就能用个几年,还得找个靠谱的活干。”

对方要价一万块,他嫌贵。“能少点不?”

“少不了。”对方指着屋里的空调、家具,“我是租人家的,提前转手,剩下的半年房租已经交过了,又给你留下这么多东西,还能少到哪去?”

他明白这个理儿,还是厚着脸皮和人家商量。“我就一农民,没钱,想盘个店做点生意,不容易。”

反复磨嘴,对方看他老实,终于松了口,“给你便宜五百,九千五,一口价。”

他盘下那家店,不久后房东把房子收回。对面卖面条的店主好心收留,把15平方米的店铺划出一半给他,锅炉一搁案板一放,人要侧着身才能进去干活,他的店开下来了。

煎饼铺开张的第一天,卖出去76块钱。曹青海没想到,祖祖辈辈填肚子的东西,也能在大城市卖出钱。他和妻子都高兴,但舍不得庆祝,那天晚饭的菜是从菜场捡来的黄瓜和苋菜。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和工友们的人生开始分岔。原先和他一起扛大包爬楼的那群人,大多仍困守在装修工地。他们用双手和肩膀感知着产业变迁带来的巨大动荡:应对各种需求的机器臂层出不穷,挤压着他们的生存空间,需要人工重复搬运的工作越来越少,招临时工的工头看着这群没学历没技术的男人,摇了摇头。

更要命的是,日益老去的身体分明告诉他们,自己早已不是当初那群靠一把力气就能挣来钱的小伙子。一位和曹青海年龄相仿的老乡,十几年前扛着三张大桌板爬楼,只微微喘口气,如今要一张张挪着往上搬,在楼梯拐弯处,他使不上劲,还差点闪了腰。

朴素的坚持

外面,贴着各地地名的煎饼摊遍布南京,五花八门的配菜被卷进煎饼,消费升级的大趋势真切体现在一米见方的灶台上。从海带、培根,到鸡排、鱼丸、辣条,顾客们的新宠换了一波又一波。

但在曹青海这里,时间仿佛凝固。这个倔强的中原汉子拒绝潮流,坚持不换菜单,唯一的让步是配菜里加了火腿肠和里脊肉。

他煞有介事地跑去“调研市场”,在新街口买来9块钱一个的煎饼,“就想尝尝这么贵的煎饼啥味道”。进嘴没嚼几下,他的脸拧在一块,“面太黏,口感不好”。向对方打听了租金,吓了一跳。

回到家,他定下自家煎饼六块钱一个,每项配料都花尽心思。一勺勺面糊里,有大小麦、高粱、荞麦、黑豆和黄豆磨成的粉。南京的批发市场一样不缺,庄稼人懂粮食,他一样没看中,索性在徐州老家磨好了开车拉来,一次拉四五百斤。自家炸的花生米放进石臼里捣碎,他一把把地往煎饼里撒,成为区分其他家煎饼的标志之一。“你不舍得加好东西,人家凭啥就买你的?”

曹青海的执拗,反而成为在城市看家立命的本钱。有顾客只咬了一口便脱口而出,“吃了那么多煎饼,头一次吃到粮食的香味。”

他那带有北方田野气息的煎饼,很快在附近出了名。有人懒得做饭,趿拉着拖鞋来填饱肚子。附近部队的年轻战士板板正正地走到摊前,看着滋滋作响的面糊,露出孩子般的馋样。

有时,一辆轿车风风火火地开进巷子,停在煎饼摊前,车窗降下,一袭西服的年轻人坐在驾驶室里冲着曹青海喊:“老板,一个煎饼!我停完车回来拿。”

一位居民从法国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店里要个煎饼。他抱怨国外的煎饼有股怪味——为迎合当地人的口味,煎饼里加了芝士和奶油。

中东地区长相的外国人也一脸好奇地停下来,向曹青海比划着要个煎饼。咬完一口,他掏出手机录下做饼的视频发给朋友。曹青海听不懂他嘴里叽里呱啦说的什么意思,但猜测是夸他做得好吃。

今年初,曹青海的生意因疫情遭遇寒冬。老家村镇的路口全部封闭,他虽着急出去挣钱,可只能待在家里干瞪眼。

2月底,夫妻俩终于回到南京。蔬菜批发市场的大门同样紧锁,他托了熟人把菜送出来,发现菜价比平时贵了一半。煎饼摊重新开张,他俩害怕收现金,又不好意思当面明说,等人走后,偷偷给收上来的钱喷消毒水。整个了月,店里的收入只有平时的一半。

但在曹青海看来,当初经历了转行开店的重大选择,以后在重大变故面前他不会再脆弱。2003年他初到南京之前,正赶上“非典”,家里的1000多只鸡等着一天少不了吃食,他没钱买玉米,只能把菜园子里用来烧饭的菠菜揪下来给鸡吃。最后,饿瘦了的鸡贱卖到7毛钱一斤还是没人要。

找到归属感

都说打工者在异乡的归属感来自一套房子。这种说法尤其适用于从农村走出去的人。

来到南京十年后,曹青海才找到这种归属感。

他在大街上捡到开发商的传单,稀里糊涂地跟着别人的车去江宁看房。到了小区,看见花园、小池塘,他没逛几步就动了心,整个人突然被虚荣心包裹,“乡下人要面子,来南京十几年了,再不买房回家怕遭人笑话。”

他和妻子商量了几次,一咬牙把老家种的两千棵树提前砍掉,卖了18万元。钱还没拿到手,他就开始后悔:按照正常长势和行情,这些“宝贝”卖的钱怎么说也能翻两番。

拿到房子钥匙那天,夫妻俩头一次下了馆子,要了最小份的酸菜鱼,18元。他们在家里把米饭蒸好带到餐桌上,两口子拿起筷子没吃几口,眼泪差点掉下来。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生活的皮鞭像抽得更响了,每月的房贷不是小数,曹青海总感觉“背后被什么东西推着跑”。没过几天,他又跑去建筑工地,干回自己的老本行。

早上4点半摸黑起床,他骑着电动车一路和初升的太阳赛跑,跨过长江二桥,去江对岸给人家铺水泥地。下午4点半骑回新街口,给金鹰广场卸石膏板。南京卷烟厂的老厂房要改造成电影院,他接着跑去扛石膏板。夜里两点,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全身“散了架”。

那是曹青海“来南京后挣得最多的一天”,1400元钱。他闷头睡到上午9点,上工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他又一骨碌坐了起来。

这些年,夫妻俩努力融入这座城市,把收钱的二维码贴上墙,往徐州方言里加“晓得”。两人与城市的距离一点一点消弭。

这些年正赶上城市基建浪潮,他像一枚棋子,被城市建设的“大手”调度,在南京的版图上东挪西移。2005年紫峰大厦开建,他和工友给大楼送建筑材料,坐着电梯一口气到了最顶上,没站多久腿就开始哆嗦。“路上的小汽车像蚂蚁,一排排楼像是老家的树林,一眼望过去,好像能看到江宁。”

紫峰建成后,他再没去过,理由很简单,“要花钱”。

买房那年,开发商的脚步扩张到高桥门枢纽就停滞不动了。十年过去,那里的民房推倒,田地消失,一幢幢新楼拔地而起,打着领带的白领们涌入这片区域。曹青海去那边进菜,看到“一个月一个样”。

他开着面包车在南京的街头呼啸而过,热门景点总统府离煎饼铺不过1公里,这么多年,他就去过一次:借着运送材料的机会,免费进去看了看。

城市一分子

6元一个的煎饼,正慢慢填平买房带来的经济窟窿,而新的挑战一个接一个地迎面扑过来。

过去三年里,曹青海的女儿和儿子相继考上大学。老家发来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夫妻俩坐在店里对着手机笑得合不拢嘴,但两人都明白,学费还要靠他们手里的刮板一点点地攒。

女儿去了西南的一所美术学院,送她去报到那天,曹青海咬牙买了两张高铁票。安顿好女儿,他一天都不敢多待,“住一晚旅社就要200多元。”他一人在绿皮车里晃荡了两天三夜,回到南京。

新的支出不断涌现,曹青海一刻都不敢歇。老家还有二亩田,他舍不得让地荒着,平日里交给父母照看。过年时他和妻子回到老家,就自己上手照料。除夕晚上家家摆起酒菜,玻璃杯撞击的声音和电视里的歌舞交织。夫妻俩扛起锄头,在黑夜里走过邻居们的热闹小院,一头扎进田里。

他在南京置业的小区,房价在七八年间翻了一番。

他来南京的第二年,这座城市开通首条地铁线,随后进入地铁高速建设期,十条线路在地下同时绵延扩张。戴娟只坐过两次地铁,每次都不会打票。进了车厢,她不敢再说话,“人多,晕车,难受。”

新修的地铁从他的小区经过,就快要建成,曹青海猜他家的房价还能再往上涨三千块。他和妻子没想过卖,也很少去住。为了方便,他们在煎饼铺后面小区的库房里清理了六七平方米的空地,一张床一摆,就是个家。

这个旮旯角,一直让他们有意无意地把南京当归宿。刚来南京那会儿,两口子舍不得去超市买新鲜蔬菜,对面一家开烟酒店的浙江人看他们寒酸,每次买鸭子都要斩一整只,留出一部分码进盘子给他们送来。后来曹青海才知道,这家人以前自己吃饭,四分之一只鸭子就够。

买面包车时,房东大姐给他垫钱。女儿上大学要走,她又买了台笔记本电脑送来。直到现在,曹青海还欠着一万块钱没还。他心里老过意不去,房东大姐摆摆手,“孩子上学正需要钱,啥时候有啥时候还。”

过了晚上的饭点,来店里聊天的人比买煎饼的多。四个人站进去就嫌挤的店里,邻居来了一拨又一拨,几个小时下来,小板凳愣是没凉过。一位打扮时髦的老太,每晚准时出现在摊前,等戴娟忙完后一块去跑步。两人沿着秦淮河一路向南,一跑40分钟。谁说跑步只是城市中产者的爱好,这也是煎饼摊老板娘最为寻常的休闲活动。

曹青海庆幸自己来到这条街,遇到的都是好心人。而在街坊四邻眼里,和这家外乡人亲近的原因不光是煎饼做得好吃。谁家要搬个什么东西,曹青海丢下手里的活儿立马赶过去,完事总是潇洒地摆摆手。碰上送外卖、收废品的人来买煎饼,夫妻俩总偷偷给他们摊厚。

外卖员把车停在门口等煎饼,戴娟随口问他吃完煎饼喝啥,小伙子摇了摇手里的水壶,凉水在里面晃荡。戴娟看着心疼,要来水壶给他续上热水,“不容易,比我家儿子大不了多少。”

她儿子高考时考出老家,来到南京上学,和父母团聚,远在西南的女儿变成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最近,他常向人打听南京哪里有好的动漫制作公司——女儿大学学的影视动漫专业,他希望女儿毕业后来到南京工作,一家人和城市一起向前跑。

这座上升之城足够“大”,容得下曹青海们的努力。在这里,那些平凡的奋斗者总有机会去改变命运,去触摸梦想。

本报记者 董翔

作者:董翔 责任编辑:刘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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