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病区“最高指挥官”殷国平:零距离挑战死神

2020-02-23 09:09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他是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隔离病区的“最高指挥官”,当危重病人需要执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时,作为麻醉科专家的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感染风险亲自操刀。他,就是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殷国平。

抢救南京唯一危重病人时,脸贴患者口鼻亲自插管,他是隔离病区“最高指挥官”——

殷国平:零距离挑战死神 

殷国平副院长(右三)带领医护人员查房。 南报融媒体记者 董家训摄

南报网讯 他是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隔离病区的“最高指挥官”,当危重病人需要执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时,作为麻醉科专家的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感染风险亲自操刀。他,就是市第二医院副院长殷国平。 

只有一次插管机会,他挺身而出

2月2日,60多岁的刘女士(化名)被紧急收治进入市公卫中心。截至目前,她是我市收治的唯一一例新冠肺炎危重病例。 

“患者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老慢支等多种疾病,入院时病情非常危重,病程进展很快。根据省、市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的建议,要对她进行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方便患者呼吸道的管理,包括吸痰、雾化治疗、上呼吸机等。”殷国平说。 

因为病人本身基础条件比较差、严重缺氧,只有一次插管机会,如果失败,患者很可能心脏骤停、失去生命;另一方面,气管插管和气管切开是被传染风险最高的手术操作之一,因为新冠肺炎主要通过飞沫、呼吸道分泌物等传染,而口腔和咽喉是病毒浓度最高的两个部位,插管感染风险要比平时大无数倍。 

“我是麻醉科专业出身,操作比较专业、经验相对丰富,相比年轻医生,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大一些,于是决定这个操作由我来执行。”殷国平说,“说一点都不紧张不可能,但主要不是担心被感染,而是如果插管不成功,病人就没救了。” 

经过精心准备,殷国平走上了手术台。身穿三层笨重的隔离装备,头上戴着护目镜、隔离面屏,雾气影响着手术视线;而患者身胖、脖短,气管条件也不是很好。为了看清操作部位,手术过程中,殷国平的脸几乎全程紧贴病人的脸,距离患者的口鼻基本上是“零距离”;气管切开时,不可避免地有血液和分泌物等溅出,好在他凭借严密的防护和老道的经验,确保了自身安全和手术成功。 

气道开放之后,治疗方案顺利实施,患者情况逐渐好转,目前已在尝试脱离呼吸机。虽然不能说话,但患者还是通过简单的手势交流,向医护人员表示了感谢。

非典、甲流、埃博拉,他全部参与

殷国平说,相比2003年的非典,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护措施非常到位,医护人员职业暴露的风险小了很多。 

当年非典刚刚发生时,市第二医院收治的第一例疑似非典病人,也是殷国平执行的气管插管。“当时对非典还不了解,病人情况又很危急。他只是个8岁的孩子,不赶紧抢救,生命就没有了。所以在没什么防护的情况下,我给他插了管子。事后检查,这个病人是阳性,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的。当时我小孩只有13个月大,非典的医护感染率又比较高。”殷国平说,疫情就是战情,医务工作者必须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009年抗击甲型H1N1流感,殷国平作为专家组成员也冲在了第一线。那年,他最大的考验是一名重症甲流产妇。“孕妇的麻醉是非常困难的,一旦稍有疏忽,就是两条人命。”殷国平说,因为治疗需要,他连续20多天没有回家,吃住全部在医院,直到病人病情平稳。其间,殷国平母亲车祸,需手术,他也未能到床前尽孝,对母亲满怀愧疚。 

2015年,埃博拉病毒爆发的那一年,殷国平又参加了援非医疗队,飞赴塞拉利昂抗击疫情。 

塞拉利昂地处西非,年平均气温可达30℃以上,当地医院没有空调,还经常停电、断水,殷国平坚持4天一个24小时班,常常累到忘记了想家。“我们每天都跟‘死神’接触。”殷国平说。

儿子正上高三,最担心他的学习

作为新冠肺炎患者隔离病区的“最高指挥官”,殷国平和其他医护人员一样,在隔离病区和休息区“两点一线”,不是组织各个隔离病区主任进行查房,主持病例讨论,对住院患者进行救治,就是对接医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各个小组,协调资源做好隔离病区的管理和保障。

虽然已是抗传染病战线的“老江湖”,但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殷国平的家人多少还是有些担心。“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比较强,我天天都给他们报平安。”殷国平说,现在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正上高三的儿子,再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我每天住在医院,连孩子学习也顾不上。我现在只能每天通过电话、微信多盯一盯,给他加加油。” 

南报融媒体记者 查金忠

作者:查金忠责任编辑:吴丽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