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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宝藏里的古都气象

2019-11-15 07:47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素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近2500年的建城史,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王朝都城。作为这一时期的南方中心,东吴、东晋与南朝的宋、齐、梁、陈先后定都于此,至明代南北一统,成为统一王朝的中心。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回望那些关乎文明存续的命运关口,南京作为中国四大古都中唯一一座南方城市,一次次承担起挽狂澜于既倒、佑华夏之正朔的使命,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 

正在南京市博物馆展出的《源·流:99件文物里的南京》特展,集结了众多千百岁高龄的金陵宝藏——它们,见证过王朝兴衰,深藏着宫闱秘辛,阅尽了世间繁华。从“衣冠南渡”偏安江左的文采风流,到大明王朝南北一统的开国气派,这些记录着古都往事的“活化石”,描摹出一派风云际会五百年的古代都城气象。 

东晋墓砖“涂鸦”胡人头像

建康城曾是“老外”云集的国际大都会

“永嘉之乱”后,西晋王朝画下句点,晋元帝司马睿渡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中原士族和汉人百姓相随南迁。这次“衣冠南渡”,是中原政权和华夏文明的首次南迁,南京城也从三国时代的繁华吴都,成为救华夏文明于江左的雄关堡垒,第一次成为代表传统中国的中心所在。 

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路在南京连接。那时的建康城,不仅以“魏晋风度”引领着国内的审美文化与生活方式,还是一座异域外邦人士云集的“东方大都会”。 

此次展出的一件胡人头像砖,出土于雨花台区后头山东晋墓,原本是墓葬甬道的一块铺地砖。考古人员意外发现,砖块上阴刻有一个胡人的侧颜头像,面部特征是深目长鼻、前额光秃、发际线靠后、耳上下各有一圆点。 

据专家推测,这块“肖像砖”应该是工匠建造墓葬时,在墓砖上的信手涂鸦。巧合的是,与后头山相距不远的王家山,也曾发掘过一座东晋墓葬,墓内同样发现了刻画胡人头像的墓砖。其头像同样是秃顶、深目、高鼻,与汉人相貌迥异,而且还带着一个尖顶帽。 

南京历年来的六朝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当时与各国交流往来的实物见证,比如来自南亚的嵌金刚石金指环、来自波斯的玻璃杯和萨珊银币等。一些东晋墓葬中也时常出现胡人形象,后头山东晋墓发现的胡人肖像画,表明六朝时期的南京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会,有不少外国人居住在建康城内。 

至大至美的青瓷莲花尊

“六朝青瓷之王”见证江南佛教之盛

江南佛教之盛,发端于金陵。公元247年,孙权为印度僧人康僧会修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佛教寺庙“建初寺”,成为佛教在中国南方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六朝时期,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庶民百姓,均禀志皈依,潜心崇信。“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记述描摹了当时佛教之盛。 

1972年,江宁灵山南朝大墓出土了一对造型、大小相同的青瓷莲花尊。两件青瓷通高8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8厘米。器身以莲花为主要装饰图案,在一件器物上集中了浮雕,模印、刻划、贴塑等装饰手法,将莲花纹装饰在各个部位:仰莲、覆莲、单瓣、复瓣等各种造型巧妙穿插,上下呼应,创造了完美的艺术造型。 

青瓷莲花尊,是南北朝时期传世青瓷中的巅峰之作,以器形硕大、纹饰精美、制作工艺复杂著称于世。其用途类似于魂瓶,应是安奉墓主灵魂的器皿,是佛教精神和中国固有灵魂观念相结合的产物。 

灵山南朝大墓出土这对青瓷莲花尊,造型高大优美,装饰华丽繁缛,工艺精湛复杂,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同类器物中最大最精美者,被誉为“六朝青瓷之王”。 

南唐二陵玉哀册藏着历史密码

千年祭文破解两大“易名之谜”

南唐(937—976),是五代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定都江宁(今南京),虽偏安江南一隅、享国仅三十九年,却是五代十国时期经济文化繁荣、版图最大、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为后世宋朝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位于江宁区祖堂山南麓的南唐二陵,包括南唐烈祖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和中祖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南唐二陵出土的一组玉哀册,不仅最终确定了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还同时破解了李昪陵的名称和李璟之名两大历史之谜。 

由于早期曾遭多次盗掘,南唐二陵在考古发掘时,玉哀册已遭损坏,位置和次序也被扰乱。出土时,成片的玉哀册有23片,其中有11片较为完整,12片残缺,另有5片边缘残块。这些玉哀册由硬度较高的浅绿色或白色玉制成,多数正面都刻有三行楷书文字,字内填金,背面则一般刻有编号。每片哀册大小相等,均长16厘米、宽7厘米、厚0.2—0.3厘米。 

哀册亦称“哀策”,是古代册书文体之一,即将哀悼死者的祭文刻或书于玉石木竹之上。行葬礼时,由太史令读后埋于陵中,是举行“遣奠”时所读的最后一篇祭文。 

在第二函的一片哀册上,有“钦陵礼也”四字。钦陵是李昪和宋氏合葬的陵名。但在《南唐书》和《十国春秋》中,均被称为“永陵”。专家认为,李昪陵本名钦陵,到了交泰元年(958年),李璟去帝号称“江南国主”,并向后周称臣,因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父亲郭简的陵墓也叫“钦陵”,故改名为“永陵”。 

值得一提的是,哀册中将中祖李璟称作“嗣皇帝臣瑶”,这与《新五代史·南唐世家》《南唐书》《十国春秋》等书中“初名景通,既立,改名璟”的记载不符。对此,专家认为,李璟原名景通,即位时改为瑶,后取“瑶”字的“玉”字偏旁加上原来的“景”字,改为“璟”字。臣服于后周之后,后周皇帝郭威的高祖父名“璟”,遂又去掉“玉”字旁,改为“景”。《五代史》《新五代史》皆以后周为正统,故称中主之名为“景”,后来马令和陆游先后作《南唐书》也仍采用“璟”旧名。 

明故宫“装修”有讲究

黄釉龙纹象征皇权,琉璃可防火避雷

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后,集全国之力修建明皇宫,前后共耗时20多年,占地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作为北京故宫的“建筑蓝本”,南京皇宫规模宏伟,集明代初期建筑技术、艺术、社会财富、政治等大成。

历史钩沉,曾经的明故宫已消失殆尽,但近年来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取得新收获,曾经的皇宫面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次展览,瓦当、滴水、筒瓦、卷草花砖等一组新鲜出土的明故宫琉璃构件,让人们一窥600多年前大明王朝的皇宫气派。

现场展出的龙纹琉璃瓦当和滴水,均饰有五爪龙纹、施以黄釉。瓦当是覆盖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滴水则是覆盖建筑檐头板瓦前端的遮挡,前者防止雨水倒灌,后者引导雨水下流,共同起到确保排水通畅、保护屋檐的作用。 

琉璃的烧制过程复杂费时,需要经过两次入窑烧制,由于工艺复杂、成本极高,主要为宫廷所用。明清两代,只有皇家宫殿、皇家坛庙、帝王陵寝等高等级的建筑上,才可以使用琉璃。

明代皇宫所使用的琉璃构件,以明黄色为基本釉色,象征至高无上的皇权,东宫与王府使用的瓦当、滴水为青釉,在使用规制上低皇宫一等。使用琉璃作为建筑构件,不仅比普通的瓦更加美观耐用,还有防火、避雷的功能。 

厨子腰牌揭秘宫廷“门禁卡”

四门守卫验牌 进出皇城靠“鱼纹”识别

明故宫作为明初京师都城的核心和政治中枢,安保之严格无须多言。为了防止闲杂人等混入宫禁,明代在前朝基础上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符牌制度,宫内诸色人等都要凭自己的符牌“刷卡”通行。 

腰牌又称“穿宫牌”,是中国古代官吏系在腰间证明其身份、用于出入宫廷备查的通行证。明代对官吏佩带的腰牌有严格规定,不同级别、身份的官吏佩带不同形制的腰牌,不得僭越,无牌不许擅入宫禁,违者治罪。 

这次展出的一件厨子腰牌,是明代符牌的一种,分阴阳两块。铜牌为圆形,上饰如意云纹,顶部穿孔,便于系绳悬挂于腰上。 

铜牌一面刻“凡遇直宿者悬带此牌,出皇城四门不用”和“厨子”字样,表明以佩戴者的身份和职权,可以随时进出皇城的四个门;另一面饰以首尾相逐的双鱼纹,一条鱼纹凸起,一条鱼纹凹陷,以供检验符契之用。 

600多年前,这位大明皇宫的御厨想进出皇城,要掏出自己的腰牌交给宫城守卫核验,两块牌子上的凹凸鱼纹契合无误,才能予以放行。 

长公主“化妆镜”为官方定制

与明代鲁荒王妃铜镜系同年同月同款

2018年5月,在雨花台区机场二通道项目的清渣过程中,一座大型明代砖室墓意外现身。封门墙内层所嵌的一块墓志志盖上,赫然刻着六个大字:“临安公主圹志”,志文内容进一步确认了墓主身份——明太祖朱元璋之长女临安公主。 

临安公主(1360—1421),讳镜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女,与永乐皇帝朱棣同龄,生母为成穆贵妃孙氏,洪武九年下嫁韩国公李善长之子李祺。由于曾遭盗墓贼洗劫,墓葬内出土的陪葬器物不多,其中一件鸾凤铜镜,让考古人员们眼前一亮。 

该铜镜为圆形,青铜质地,镜钮呈银锭形,上下各有牌记,上有篆书铭文“洪武七年八月日造”,下有楷书铭文“春字壹号”,铭文两侧有浮雕鸾凤起舞图案,图案外侧饰有一圈凸弦纹。铜镜下部有一穿孔,与镜钮穿孔相对,推测之前应插有竹木质的柄。这面铜镜铸造精美,图案布局合理,美观大方,虽锈迹斑驳,却难掩其高贵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邹城市九龙山南麓发掘的明代鲁荒王朱檀(朱元璋第十子)之墓相邻的戈妃墓中,也出土过一件洪武时期的鸾凤铜镜。这件铜镜的造型、纹饰,与临安公主墓出土铜镜极为相似,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制作出的“姐妹款”,就连铭文上标注的制造时间也是同年同月。戈妃墓铜镜上方的篆书,和临安公主墓的八字铭文相同,均为“洪武七年八月日造”。下方的楷书是“美字贰拾陆号”六字,临安公主墓铜镜的铭文则是“春字壹号”。 

专家分析,临安公主墓和戈妃墓出土的铜镜,很可能是朝廷根据统一的造型、纹样进行“官方定制”,再赏赐给皇室的女性成员。因此,朱元璋的女儿和儿媳妇用上“同年同款铜镜”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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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凯责任编辑: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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