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按照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相关要求，研究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7月11日 央视网）

近年来，把“教育戒尺”还给教师的呼声越来越高，让教师敢于适度惩戒“熊孩子”，成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中央文件首次提出要“明确教师惩戒权”，将还教师“戒尺”上升到顶层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

但是，如何把握教育惩戒尺度，考验各方智慧。一方面，立法者需要厘清模糊之处，尽量细化“惩戒”标准，以利执行；另一方面，教育者心中要自有“戒尺”，敬畏惩戒权，惩罚得当，以达到育人为限。

毋庸讳言，明哲保身哲学盛行中小学校园，教师不敢惩戒学生已成普遍现象，哪怕学生做了很出格的事，很多教师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严厉批评，更不敢惩戒，生怕学生“想不开”走极端。

移动互联时代，中小学生成长环境多元复杂，部分学生思想和行为被“带偏”在所难免。这些学生，一方面自我意识强，漠视教师权威，服从性较差；另一方面心理脆弱，抗挫折能力低。于是，教师正常的批评教育，也难以接受，抗拒心理突出，可能与教师发生直接冲突，甚至做出极端行为，引发社会悲剧。每当如此，舆论往往不分青红皂白，置教师于不利，或受各方谴责，或遭学校开除，或被家长追究民事责任。这种情况下，教师们出于自我保护，只好将“戒尺”束之高阁，对“熊孩子”放任自流。

有鉴于此，立法授予教育惩罚权时，除了细化惩戒尺度外，还需设置免责权来“保驾护航”。即：明确规定教师适度使用教育惩戒权时，对由此引发的后果，无须承担任何行政或民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解除教师举起“戒尺”的“后顾之忧”，否则，再详细的授权，教师可能都不敢用、不想用。教育惩戒权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无法真正“落地”。因此，立法机构有必要从长计议，周密考虑，制定实施细则时，设置适用免责权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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