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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骗母亲织帽子 她撒了一个谎却感动了很多人

2019-03-07 09:43图文来源:北京青年报

为骗母亲织帽子 她撒了一个谎却感动了很多人

这个三月一开始,胡尹萍过的就完全是爱尔兰的时间,为了完成爱尔兰“绿帽子节”的150顶帽子订单,夜晚变白天地连轴转,不出差错如期赴约,是她手头最要紧的事。

飞针走线完成这批订单的人,是胡尹萍远在老家的妈妈和妈妈身边的一群阿姨。阿姨们第一次知道,每年爱尔兰都有个节日——圣帕特里克节,又叫“绿帽子节”,节日期间所有人都戴着各式各样的绿帽子在街上游行。胡尹萍去年就和当地组委会进行了接触,但因为时间紧张还是错过了。今年,她牢牢踩准了时间点。阿姨们为此还专门建了群,每天在群里讨论花形、款式。

四年前,胡尹萍偶然撞见妈妈背着自己织的毛线帽子堆成小山,便开始以“小芳”的名义付费收集妈妈编织的毛线帽,并对妈妈谎称是北京的外贸公司收购的。2016年她把收藏的帽子办了一场艺术展览——《小芳》,最近两年,《小芳》这个艺术项目带着妈妈织的帽子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香榭丽舍大道的展厅、美国反特朗普大游行的现场,当然还有这个三月的爱尔兰“绿帽子节”……

家乡的阿姨们听说胡尹萍妈妈织的帽子被北京的外贸公司收购,纷纷要求加入,“被动”的胡尹萍只好顺水推舟也收购起阿姨们织的帽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尹萍越来越感到: “我面对的帽子不是冰冷的工业机器产物,而是带有温度和热情的手工织品,它们在生产的过程中伴随的不是轰鸣的机器,而是妈妈们的欢声笑语、闲话家常。”

为了让小镇里五十多个“妈妈”的一针一线更有价值,胡尹萍萌生出为她们创立一个品牌的念头,就叫“胡小芳”。虽然创立品牌的路并不好走,她一直在努力,即便最终《小芳》以一种艺术方式存在,她也觉得值。

“租”来“小芳”和妈妈做生意

2009年胡尹萍来中央美院上学前生活在四川,毕业后从事雕塑艺术创作。她和先生都是北漂,和普通的北漂小夫妻一样,每到年关“回谁家过团圆年”就成了绕不过去的话题,商量来商量去两人定好一个规矩,“一年婆婆家一年丈母娘家”,一碗水端平。

“这么算起来其实十年间就只有五个春节能回自己父母家。我妈妈今年六十多,爸爸七十了,我能去看他们的时间掰手指都能算得出来,和父母养我的时间一对比,我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太有限了。”

想把父母接到北京尽孝,但胡尹萍发现父母其实也离不开老家, “老家不但有爷爷奶奶需要照顾,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老家更自由,我不能牺牲他们的自由,硬让他们来北京。”

偶然间,胡尹萍发现妈妈打毛线帽的秘密。

2015年9月,胡尹萍到成都去看展,因为离老家很近,就想回趟家。她特意没打招呼,没想到一进家,两个大大的麻袋堆放在屋里,很扎眼。打开一看,装得满满的毛线帽,全是千篇一律的老太太帽子,暗沉沉的颜色。她很惊讶, “怎么织这么多帽子?”妈妈先说是打发时间,后来才告诉她,这些毛线帽是等着收购的人来镇里收走,每顶帽子能卖六块七。胡尹萍特别心疼,“这得是她花费了大半年的时间织的。”

她试探地问妈妈,“干吗织这么多呢,要不你一年就好好织几件卖给我吧。”妈妈却觉得荒谬:“哪有自己人挣自己人的钱!”

后来胡尹萍发现,整个小镇的妇女都在织这种劣质的毛线帽。有人从外地来会到很多村子里去收手工织的老太太帽子,收购价格特别低廉,每顶六块七,拿去批发却要卖三十块。

通过“侦查”她了解到,那些收购者还是“挑着收,要织得好的、编花复杂的”,而且还要自己买线,“我专门称了一下,每顶帽子要用二两八左右的毛线,按最便宜的线买,也需要三块多,这意味着费劲织一顶帽子只挣了不到三块钱。”妈妈存放的那一大麻袋帽子,可能几百块钱就被收走了。

妈妈整个冬天都在家里一直织,因为毛线很粗糙,手磨得很痛。胡尹萍特别憋屈难受,可是又没办法,“妈妈是个要强的人,她不愿意白白接受我的帮助。”

回到北京,胡尹萍总惦记着这件事,但她明白谁也别想改变谁。她每个月给家里打钱,但是妈妈永远第一时间都存到银行。 “他们习惯了过非常勤俭的生活,不让她织她还会别扭。”

“实际上不改变她也可以去想办法顺从她。她愿意织,那我就变相自己来收购好了。”她马上找到自己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也是大学六年的室友来帮忙——让她化名“小芳”、虚构成外贸帽子收购商,联系妈妈谈订货签订单,自己出钱支付给妈妈劳动报酬。好朋友很理解胡尹萍突然冒出的这个想法和她的心情:和上一代人的沟通很多时候并不能靠讲道理来实现。

有公司有地址有联系人,通过“小芳”的接洽,和妈妈“谈生意”的过程很顺利。

妈妈焕发出一种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机

最开始胡尹萍从网上买毛线,寄给妈妈,说是小芳那边出毛线,让她织完寄给小芳,小芳会支付酬劳,25块钱一顶,织得好小芳还发点奖金。

“我买的毛线都是纯羊毛的,日本进口的,妈妈跟我讲:‘小芳给我的毛线都很好,我这一辈子都没有织过那么好的毛线。’”胡尹萍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妇女,很本分地想:人家给我这么多钱,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人家织好看点?于是,织着织着开始变着花样织,发明了很多帽子,还自己发明了名字。

“她来过北京,在她的印象里,北京的风好大,雪也大,对北京的这种印象让她发明了‘风雪帽’,她还发明了一个‘带带帽’,帽子的带子很长,可以系上包住脸。”

最初给小芳寄快递的时候,胡尹萍妈妈都写老伴的名字,不愿意写自己的名字,认为男人才是家里的支柱。“后来她靠这件事挣钱了,在家里有了一定的地位,她主动说‘写我的名字’。她还告诉我,‘别人都非常嫉妒我,这么好的毛线别人见都没有见过,我每次拿出来人家都说让我分一点毛线给她们,我舍不得给。’她学会了拒绝,她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妇女,以前哪会拒绝?”

胡尹萍发现,妈妈为了让这些发往北京的“订单”更好看更吸引人,慢慢开始琢磨更复杂的编花,尝试搭配多种颜色。“她变得会时时留心观察身边的一切,像看到电视里打劫戴的头套,她就织了一种只留两只眼睛的帽子,还有像飞碟一样的帽子,这些创意我绝对想不出来。”这些变化,让胡尹萍感到妈妈焕发出一种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生机。

妈妈经历过物质最匮乏的时候,“她嫁进门后,一家老小穿的毛衣都靠她织。那时候哪有成品卖呀,有一个会持家过日子的主妇,一大家子人便能吃饱穿暖。”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小镇里家家还要赶着骡子去交公粮,那时粮票、水票是家里最宝贵的。

从小就穿妈妈织的毛衣的胡尹萍,到县城上中学时,发现满大街开始流行双星、美特斯邦威…… “那时从心里开始嫌弃穿妈妈织的毛衣,再也不要穿。一天只到食堂打一顿饭吃,从嘴里省出钱来也要买一件美特斯邦威。”忽然之间,妈妈织的东西全都不受欢迎了。

接到小芳订单不到半年,小镇里的阿姨们也都参与进来,妈妈不但帮着招呼组织,还替阿姨们出头谈价格,“我们织的款式复杂了,价格是不是要给高点?”

胡尹萍发现,妈妈的自信心也因此逐渐提高,并且在生活中变得有了自我,不再只是围着一日三餐转。“我希望她尊重她自己,不再为我或是这个家庭而活。”

尤其是上网、发微信、发快递等等这些与从前大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妈妈特别积极地去学习、去接纳,像变了一个人。“学会微信,就开始骚扰我了,我开着车的时候经常跟我语音聊天。”胡尹萍觉得,这个技能让妈妈的自我价值得到满足,有了存在感。

镇上的麻将馆倒闭了

为了圆这个“谎言”,多年独自“北漂”的胡尹萍让自己从老家“蒸发”,“我必须把这件事维持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包括自己的大家族、同学、朋友。”她的微信屏蔽了几百人,“微信里任何一个陌生人我都会研究一下,任何小学同学的聚会我都不参加”。

为了不露出马脚,这种小心翼翼曾经让生性爽朗的胡尹萍很是抓狂,“刚开始和妈妈通话都要录音,不然下一次都不知道上一次怎么说的。”后来她刻意保持距离,完全交给小芳来做。庆幸的是,经过自己的“周密策划”,至今没有引起妈妈的怀疑,妈妈一直带领着阿姨们沉迷在用双手赚钱的幸福中。

也遇到过惊险的状况,有次老家麻将馆的老板娘突然找到小芳吵架,原来那阵子小镇的阿姨们拼命织,都没有人去打麻将,镇上的麻将馆倒闭了。小芳说:“我可以跟阿姨说让她们回去打麻将,我不留人的”。老板娘同时也托了人喊阿姨们回来。“我打麻将要赔钱,来织帽子要挣钱的。”结果阿姨们都不回去打麻将。

“第二天老板娘又来了,这次没吵,在一起待了一天,后来她自己带着二斤毛线也加入进来,学织毛线。然后就是我上个月回家,看到KTV老板娘也在织毛线!”

胡尹萍不想让妈妈知道真相的原因很简单,“我在乎跟我母亲之间的关系,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她现在很自由、很开心地在织帽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但一旦知道真相,她立刻会担心,花了这么多钱收帽子,还让这么多人一起做这个,你钱从哪里来?这些帽子有没有卖掉?你生意好不好?你有没有赔?这种焦虑不会让她开心,那我觉得就没必要。”

胡尹萍和小芳同时准备好了几套应急方案。胡尹萍相信和小芳18年的情谊,小芳也始终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不遗余力在做,“她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就是小芳了。”她俩想尽最大程度保护好母亲,“就像小时候妈妈保护着我们,让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社会美好的事。”

保护妈妈是胡尹萍的底线,就像自己北漂的时候,无论有多难,向家人展示的始终都是自己最好的一面,彼此间都不想让对方有过多的担心。

漂洋过海参与美国街头游行

妈妈织的帽子胡尹萍不舍得卖掉,索性都收藏起来,做成一个特别的艺术项目——《小芳》,通过展览与更多的观者分享。“有的藏家看上了我也不卖,让对方收藏一段时间还要还给我。”

2017年3月,从纽约来的一个访问者跟胡尹萍谈起需要手工编织的粉色毛线帽,给反对特朗普的女性佩戴。胡尹萍随即捐了一些粉色手工帽,于是,四川乡村妇女们亲手编织的毛线帽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成为了美国街头游行时的佩戴物品。

“她们没出过国,但织的帽子出国了,她们也可能都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但她们做的东西跟美国总统发生了关系,这让她们的存在感爆棚。”

胡尹萍发现,很多阿姨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她们喜欢把动物、植物用毛线编织出来。

2017年年底,为了持续激发这些“妈妈们”的创造力,胡尹萍开始策划“制造”一场法国比基尼大赛。小芳要求阿姨们在织这些比基尼的时候,是为家人而织,或是儿女、兄弟姐妹……

一年过后,85件最好的手工比基尼完成。她把这些比基尼拍摄下来,并PS到全世界最顶级模特的数码照片上。在这个过程中她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创意,比如两只在草丛里谈恋爱的瓢虫,高速路与红绿灯……胡尹萍说:“它们要穿在最美的模特身上,穿给全世界看!”

2018年年底,“毛线比基尼秀”在北京的箭厂空间展出,胡尹萍为这个艺术项目取名《雪白的鸽子》,她相信在未来这些质朴又充满灵性的比基尼会登上真正的舞台。

她们像回到年轻时候的大集体生活中

“小时候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些阿姨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胡尹萍的整个童年在小镇度过,妈妈以前是缫丝厂女工,一出生她就被小棉被包裹着放在浸着热水的蚕茧箱上,这个来逗一下,那个来哄一下,从小就在缫丝厂被阿姨们轮流抱大。胡尹萍对那个时代的集体生活怀有深深的情结,以至于压力大的时候,也“不忍心彻底掐断她们的‘生意’,只能在订单上提高要求、设置一些门槛。”

面对五十多个阿姨提出“多点订单、涨点工钱”的要求时,她更多是满足她们,“小芳说我这样不对,有点儿太宠着她们了。前两天她们还在向小芳提要求,‘过年大家都很忙,这批绿帽子你们提点儿价吧?要不给我们发点儿奖金吧?’”

织帽子已经是阿姨们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她们像一支小分队,白天织帽子,晚上去跳广场舞,宛若回到年轻时候的大集体生活中。她们的想象力经常让胡尹萍感到震惊,“绝对不是受过系统训练的僵化的脑袋能想出来的。”

压力大的时候胡尹萍也想过出路,尝试开了网店,但订单寥寥,“为了不伤害妈妈们的手,我给她们定的都是很好的纯毛毛线,比较贵。各种成本算下来,定价一百多一顶的帽子不太能打开很好的销路。”

胡尹萍一直靠做别的项目挣钱支撑着这些订单,她先生特别支持她。小芳最开始出于朋友情分来帮忙,在和阿姨们接触两年多后,她辞了职,把心思专门放在做这件事情上。胡尹萍很感动,更多的是于心不忍,“她有家庭还要养小孩,做这个一直不赚钱还要搭上很大的精力”。

经过“妈妈们”一针一线编织、实实在在付出劳动的帽子,不但和美国总统挂上了钩,还要去爱尔兰过节,这不仅仅让阿姨们兴奋,也促使胡尹萍进一步思考,如何为帽子们找到销售出口,但是,“打造一个品牌,这个体系比我的想象庞大得多。”

对内隐瞒,在外开花,也让胡尹萍陷于矛盾和尴尬:一方面她尽力保护着妈妈的自由创作,不想被戳穿;另一方面她又希望能被更多人关注,“往往一边是越来越多的媒体找上门,一边是我要谨慎选择然后拒绝掉很多。”

胡尹萍的需求很简单,她希望更多的人能喜欢小镇阿姨的手工织造,更希望为它找到适合的品牌合作方。

作者:李喆责任编辑: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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