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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获中华慈善奖看许家印的施善智慧

2018-09-20 14:35图文来源:南报网

在大家都过度关注许家印的造富传奇时,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其在财富顶端上对慈善的极大关注。更难能可贵的是,许家印的慈善不仅有情怀,更有实打实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这与其“苦孩子”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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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不少关于恒大集团和许家印的文章,绝大部分把关注点放在对恒大一串串财富数据的堆积,以及对许家印建立起来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低成本”的紧密型集团化恒大管理模式的讨论。许家印被描述成“富贵险中求”的典型,“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企业家模范。

但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许家印在财富顶端上对慈善的极大关注。

再过半个多月,就是许家印整整六十岁的生日。在刚刚过去的9月1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许家印第八次荣获这一慈善领域的国家最高奖。对于许家印而言,这毫无疑问是给他最好的特殊生日礼物。

这次,许家印以42.1亿元的捐赠总额第三次位列“首善”,捐款总额占百位企业家捐赠总额的24.3%,之前分别是2012年和2013年。据统计,许家印已成为现金捐赠额累计最高、荣获中华慈善奖次数最多的爱心人士,并多年获评《福布斯》中国首善。

作为第十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的获奖代表,许家印在发言中强调了两点:

一是强调饮水思源,把自己和恒大今天取得的成绩归功于党和社会,因此他说一定要回报社会,一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要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二是强调作为民营企业,在依法依规的基础上一定要把企业做大做强,为社会多创造财富,才是对社会最好的回报。

如果说前者是一个处在财富顶端企业家的慈善情怀,那么后者则是一个企业家的慈善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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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功者的关注与喜好,往往跟他成长的经历有莫大的关系。许家印的慈善情怀,亦与其“苦孩子”的成长经历直接相关。

许家印出生在河南周口市太康县高贤乡聚台岗村,当年这是豫东一个非常贫穷的地方。一岁多时,许家印的母亲因为生病无钱治,过早离世。许家印就在这种“半个孤儿”的状态下长大,从小到大吃地瓜和地瓜面,铺的、盖的、穿的都是补丁摞补丁。读小学的时候,许家印就在村里面几间不遮风、不挡雨的破草房里面,用泥巴台子做课桌上学习。如果遇到下雨,他们的教室外面下大雨,里面也跟着下小雨。

读中学的时候,学校离离家比较远,许家印就每星期背一筐地瓜、地瓜面做的黑窝头,还有一瓶盐去学校。有时候,许家印就一日三餐每餐吃一个地瓜、一个黑窝头,喝一碗盐水。遇上夏天天热,半天黑窝头就长毛了,他就只能洗一洗再吃。

高中毕业后,许家印为了填补家用,想找份每个月10块钱的搬砖头的活,却怎么也找不到。那时的许家印,打内心里渴望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有一份工作,能够走出农村、吃上白面。

1977年是许家印的一个转折点,那一年中国恢复了中断数年的高考。但第一年,许家印因准备不足并没有考上。第二年,许家印以周口市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武汉钢铁学院。就这样,许家印在每个月国家给的14块钱的助学金帮助下,读完了大学。

这段穷苦的、渴望得到帮助的岁月,在许家印心里挥之不去,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对财富的追求,埋下了慈善情怀的种子。

1996年,万科的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那一年,以一个别人都不要的项目起家的许家印也许不会想到,他会如如此快速地赶上万科,坐上中国地产的第一宝座,如此快冲到中国首富。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胡润百富榜2017》显示,2017年8月许家印以2900亿元的财富,跻身中国首富高于第二的马化腾,以及第三的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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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论述到: “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本身之外,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种器官”,企业与社会是伴生发展的关系。

伴随许家印财富增长的同时,是他对慈善的大力投入。在中国企业家中,许家印率先开始倡导“企业公民”的理念,恒大每年都会发布“企业公民报告”。

在实践慈善方面,许家印不仅在学校设立奖学金,还出资希望工程。2009年,许家印在捐资开展了“慈善万人行”活动。随后分别在2010年和2011年的“广东扶贫济困日”,许家印共捐出了4.38亿元用于贫困农户小额信贷、移民搬迁等惠及贫困地区民生的事业。在2012 年的“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上,许家印再次出资3.5亿元设置了专门的扶贫基金。在救灾领域,许家印也先后参与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的救灾和重建工作。

近代大慈善家、儒商张骞主张:“天地之大德曰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是要使老百姓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没有饭吃的人,要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使他能够逐渐提高。

而贵州乌蒙山区正是这样需要帮助的区域。这里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集中连片特困区之一,其中毕节市是乌蒙山区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当年的穷小子挣了钱,回报家乡、贡献乡里,借此光宗耀祖的故事比比皆是,但许家印却把回报放在了全国最大的、最穷的、贫困人口最多的特困山区,并誓言“不脱贫、不收兵”。

从2015年12月开始,许家印就把极大的精力放在了这里。恒大结对帮扶毕节市大方县无偿投入30亿元,并计划到2018年底实现18万贫困人口全部稳定脱贫。2017年5月3日开始,除大方县外,恒大集团又承担了毕节市纳雍县、威宁县、赫章县、织金县、黔西县、金沙县、七星关区、金海湖新区和百里杜鹃管理区的帮扶工作,再无偿投入80亿元,共计110亿元扶贫资金,由整县帮扶大方扩展到帮扶毕节全市10县区。

到目前,恒大已捐赠到位60亿元扶贫资金,其中定向捐赠给大方县的30亿资金全部到位。恒大已帮扶30.67万人初步脱贫,其中大方县12.73万人初步脱贫,他们计划到2020年还要帮扶72.46万人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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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仅要情怀,更要有理性,这是一个高明施善者的智慧。

现实中很多无理性的慈善情怀,不仅没有带给贫困者好处,反而让贫困者更加艰难。美国哈佛大学有两名教授做过一个研究,他们从1972年一直跟踪到2006年,以考察世界银行对贫困地区捐助粮食的效果。他们得出来的结论让人瞠目结舌:一个国家得到粮食援助每增加10%,这个国家的暴力动乱程度就会增加1.14%。

而许家印的慈善,不仅有情怀,更有实打实解决社会问题的理性。

他认为,相比扶贫资金的投入,一支能吃苦、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理、能出技术、能激发当地干部群众内生动力的优秀扶贫团队更为重要。为此,恒大从全集团系统选拔了321名优秀的扶贫干部和1500名本科以上学历的扶贫队员,与贵州乌蒙山区大方原有287人的扶贫团队组成2108人的扶贫队伍,派驻到县、乡、村,与当地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工作到村、包干到户、责任到人。

在具体的扶贫内容上,许家印要求牢牢抓住精准扶贫的“牛鼻子”,也就是做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和就业扶贫。

在产业产业扶贫,恒大针对乌蒙山区独特的生态、气候,投入57亿元帮助毕节打造西南地区建立两大基地,一个是最大的蔬菜瓜果基地,一个是最大的肉牛养殖基地。帮助20万户、70万贫困人口发展蔬菜、肉牛以及中药材、经果林等特色产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至少两个产业项目,并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帮扶模式,实现“供、产、销”一体化经营。通过市场化手段有机连接,建立起长效持久的脱贫机制,确保贫困户持续增收。

在易地搬迁扶贫上,恒大针对基本丧失生产生活条件的贫困群众,依托县城和工业园区等,计划投入44亿元采取援建和代建方式,在毕节10个县区建设11个县城移民搬迁安置区及50个新农村,解决毕节市22.18万贫困户的移民搬迁,同步配建教育、商业等设施,配套适宜贫困户就业的产业。

在就业扶贫上,恒大组织贫困群众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并与清华大学合作引进了优质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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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的慈善,是慈善理性与慈善情怀的叠加,是职业精神与道德价值的重合。但具有这样施善智慧的中国企业家,毕竟太少。

实际上,慈善的情怀与理性并不矛盾。企业家大可不必羞于在商业前谈慈善,在慈善前谈商业。真正长效、可持续的慈善行为,一定是这两者结合的产物。

1999年,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波特撰写了《慈善的新任务:创造价值》一文,提出了战略慈善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可以相互兼容。2002年,波特又和克莱默教授发表《慈善行为的竞争优势》一文,他们认为战略性慈善行为对竞争环境的四个方面都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生产要素的角度看:一是可以改善教育水平和培训水平,从而为企业提供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储备;二是改善企业所在地的生活质量,这对当地所有居民有利,同时能吸引到有特殊专长的移动人口;三是能够有效提升企业所存地研发机构的技术水平、行政管理机构的效率、基础设施质量或者可持续地开发自然资源。

其次,从需求情况的角度看,战略性慈善行为不仅可以影响当地的市场规模,还可以有效改善当地市场质量。

第三,从战略与竞争环境的角度看,战略性慈善行为对于创建更有效率和公开透明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

第四,从相关和支持性产业的角度看,战略性慈善行为可以促进企业所在组群的发展并巩固与企业相关的各种支持性产业,例如美国运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 通过资助旅游等支持性产业,增强了当地旅行业组群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也间接地为美国运通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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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可持续的慈善,其实是一种互助。社会需要有能力的企业帮助,企业同样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未来的恒大,还有很多事情慈善要做,也有很多商业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恒大的成长,正如许家印自己说的,离不开社会的帮助。

许家印之前选择了一条极为冒险的扩张之路,通过大规模举债获得资金,把举债获得的资金转化成土地储备,再把土地储备快速转化为物业,最后通过高周转将物业回笼为现金。这就是恒大著名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低成本的“三高一低”战略。

许家印显然是用一块钱做了很多块钱的生意,他把承受过的巨大风险变成了今天的资产。

但未来的恒大,需要从原来的“规模型”战略走向“规模+效益型”战略,从原来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低成本的“三高一低”走向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模式。

许家印的勇气和韧性成就了恒大,但是社会对一个伟大企业家的评价标准,从来不是以激进中暴富论英雄,而是看他能不能为行业进步、国民福祉和商业文明创造价值。

作者:邢燕责任编辑:黄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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