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管党治党规律

2017-06-28 10:04图文来源:南京日报

□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表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层面的理论规划,中观层面起上下承接枢纽作用的是加强党的建设,微观层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建设。

□坚定理想信念要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

□通过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改革,重构政治生态,打造良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

规律是关于事物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达成对规律的深刻认识必须满足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逻辑中,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探索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形势下的从严治党的特点与难题,进行深入思考和科学揭示,并及时把理论付诸实践,既实现了对以往马克思主义者从严治党思想的传承,又实现把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总体战略”层面把执政党的建设与党的事业及国家发展“紧密关联”

在革命战争年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党的建设作为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之一。到了执政和改革年代,毛泽东、邓小平及其之后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执政党建设,并把党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总体而言,他们对党的建设与治国理政的内在关联并没有作出明确而有完整的界定。

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且居于重要位置,实质上都旗帜鲜明把执政党建设地位给予更高层面的理论与实践规划。十八大以来的实践表明,党中央在治国理政中,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层面的理论规划,中观层面起上下承接枢纽作用的是加强党的建设,微观层面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建设。这一科学蓝图的规划是以实践为基点,从执政地位的高度,给党的建设以科学定位,辩证地指明了党的事业与党的建设的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重大贡献。

把理想信念放在从严治党的“首要位置”,明确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的“标准手段”

基于客观条件的需要,毛泽东加强理想信念侧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农思想的改造,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思想教育。改革开放以后,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党员干部如何坚定理想信念内涵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探索,尤以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他们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理想信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丰富和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四个客观标准,即能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他还强调坚定理想信念要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这既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信仰与寄情上帝、托付来世的宗教信仰的本质区别,也为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指明了正确路径。

可见,党中央对坚定理想信念内涵的认识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也更加“具体化”。在坚定理想信念手段方面,一方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以及“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另一方面还创新党内学习制度,加强督促检查,把学习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

以制度治党为主线,构建从严治党的治本体系

以制度治党为主线,构建从严治党的治本体系,是党中央从严治党的鲜明特征,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的丰富与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制度的科学性、体系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怎么办,又要明确规定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他还提出制定制度必须注重体系化,加强制度的配套衔接和整体建设。

二是强调制度的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制度约束作为刚性约束”,通过落实制度执行责任、完善制度执行的评估机制、健全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等方面来保障。

三是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党员思想素质的提高为制定优良的制度及其执行奠定思想基础;制度建设对思想教育起着导向和矫正的作用,对思想建设的成果起着凝结和固化的功效,而且,制度建设的过程实质上也是思想教育的过程,建章立制的每一步都有思想教育相伴随。

以净化党内生态重要抓手,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就提出要“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到1980年,邓小平又领导起草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员干部的政治生活作出明确规定。虽然毛泽东、邓小平等历届党中央都十分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但把它提高到全面基础性高度地位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明确了“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而且对于党内政治生活内涵,《准则》已经建构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从组织学基本理论出发,《准则》实质上明确提出包括要聚焦关键少数的组织骨干、发挥理想信念、构建良好党内政治文化、严明纪律的组织效力、坚守党的宗旨的组织价值、规范集体领导、党内民主、选人用人的组织关系、严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生活、保证权力监督、拒腐防变的组织纯洁。这一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完整系统论述无疑是对从严治党规律的拓展和深化。

坚持“治标”与“治本”互动结合,以科学的策略惩治和预防腐败

在反腐败问题,以往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贡献在于零容忍的态度、对腐败危害的深刻认识、以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制度建设上。而对于如何有效惩治与预防反腐败,并未提出系统、全面地指导性原则和设计。党的十八大后,反腐败面临着两大现实难题:一是如何清除历史上的腐败存量,二是怎样控制现实中的腐败增量。这一特殊性决定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不可能一步到位,那么其目标定位就理应遵循渐进主义原则。

正是深谙实情,新一届党中央在上任之初就制定出“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实践策略。从后来的实践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更多采取的是治标与治本的“互动结合”,即“以治标推动治本、以治本推动治标”的举措。“治标”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控制腐败增量。“治本”即《党章》、《准则》、《条例》等方面的制度完善,通过深化改革体制机制改革,重构政治生态,打造良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反腐败不能止步于遏制腐败增量,还需要为清除腐败存量创造条件,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

(作者为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朱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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